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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D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咸丰,大臣,文宗奕�D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也许是为了笼络负责外交谈判的桂良，也许是想起了昔日的兄弟之情，咸丰七年五月，奕�}复授恭亲王为都统。据野史所载，咸丰使恭亲王治太后陵事，肃顺为固己位遂以作反诗、心怀怨望为名屡次攻讦恭亲王，以至奕�}和奕欣之感情一直未能恢复。

奕�D - 临危受命

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临危受命，“督办和局”

咸丰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破广州，尽获城内大员。

咸丰八年四月初八日（1858年5月20日），联军克大沽炮台；满清谈判代表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被迫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与英法代表进行谈判，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27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僧格林沁率部破联军于大沽。

咸丰十年七月初五日（1860年8月21日），联军破僧格林沁部于大沽；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联军复破僧格林沁部于张家湾；八月初七日（9月21日），联军再破僧格林沁部于通州八里桥，至此满清在京畿一带已无可用之兵。

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9月22日），奕�}用肃顺之谋（彭蕴章因当年二月何桂清等人在江南的失败而被迫下台，继任领班军机大臣穆荫已依附肃顺；肃顺、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三人已基本把持朝政），以“坐镇京北”、“将以巡幸之备，作为亲征之举”为名逃往热河（承德），同时任命奕欣为“特授留守京师、督办和局、便宜行事、全权钦差大臣”留京善后。如果结合之前的中外事态来看，这个所谓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其实是肃顺排挤奕欣的手段，这个职务把恭亲王送进了一个既危险而又难以措手的境况。

由于咸丰十年八月初三日（9月17日），中国谈判代表怡亲王载垣下令扣留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代表38人，之后通过咸丰的命令又处决了其中26人（这也是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所持的理由，而绝大多数中国历史书没有记载中方杀害英法谈判代表一事。这里所用资料来自《剑桥中国晚清史》）。而留在联军控制下的北京的中国谈判代表奕欣不得不当心自己会因此遭到报复，即便不遭处决、监禁，但以奕欣的身份只要遭到了“外夷”的侮辱也是不能容忍的；鉴于耆英的例子（1858年，作为谈判代表的耆英因“擅自回京”的罪名被赐死），奕欣也无法弃职逃走。此刻的奕欣无疑将闯了祸又把烂摊子推给自己的肃顺一伙恨之入骨。据另外一些资料记载，奕欣在联军入城后出城躲到了长辛店，拒绝（其实是不敢）与之进行直接谈判，最后在所谓“调停者”――俄国公使伊格那切夫愿以自己作为人质以担保奕欣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奕欣回到北京由桂良、文祥辅佐开始了与侵略者的谈判（但奕欣谢绝了由伊格那切夫作为人质以担保自身安全的建议），而奕欣也因此第一次戴上了卖国的帽子。

奕欣本人曾对当时的局面作了这样的描述：“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故不得不）权宜办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谈判无非是任列强予取予求罢了，无论改换何人进行谈判也决不会有什么迥然不同的结果，此外躲在热河的咸丰又命令奕欣“将退兵各层迅速定议，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住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九月，条约达成，奕欣上奏自请议处，咸丰以“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为由赦免了做替罪羊的弟弟。

在这一过程中，侵略者的强大与先进无疑给了奕欣极大的震撼，奕欣由原先的“理智型攘夷派”（奕欣在咸丰八年上《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主张拒签《天津条约》 ，之后又上《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主张积极备战）转变成了“师夷自强派”，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丰批准了由恭亲王奕欣、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等在9天前在《通筹夷务全局折》中提议设立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统管一切涉外事务，并任命奕欣为首席总理大臣，桂良、文样担任总理大臣；至此，“恭王派”开始了对清朝外交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控制；此外，由于俄国获利最多而祸华最烈，治俄先于治英法成为了奕欣的对外方针。与此同时，奕�D的“师夷”思想及外交风度无疑受到了“外夷”极大的欣赏，于是在庆祝签约的宴会上，“夷人”把奕欣恭上了“绝座”，叫其他王公跪迎，为此奕欣得到了“鬼子六”这个称号。而很快的，一个奕欣将要造反代替奕�}的谣言在京城一带开始流传，奕欣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虽然没有证据，但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制造谣言的幕后黑手有极大可能是躲在热河而与奕欣意见相左的肃顺。

奕�D - 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春，为了避免与“夷人”同城居住而滞留热河的奕�}由于生活放纵无节搞坏了身体；七月十六日，奕�}病笃，乃留遗诏二道，一是立皇长子载淳为太子；二是任命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军机大臣穆�J、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八人也被称为“赞襄政务王大臣”。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清文宗奕�}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

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欣很快就得到了咸丰帝驾崩的消息和遗诏的内容，抛开兄长去世的消息不说，奕欣对那张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的“顾命大臣”名单感到了相当程度的震惊，他完全没有料到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自己竟会被兄长彻底排除在新的权力中枢之外。不止奕欣自己，军机大臣文祥的落选表明了整个“恭王派”都遭到了排挤（文祥在军机处的资历与匡源大致相同，优于焦佑瀛；咸丰十一年在军机处五大臣中排名第三，先于杜翰、焦佑瀛；而此刻却唯一落选），在这种情况下，奕欣必须在妥协和反抗间做一个决定。

如果选择妥协，运气好的话，奕欣在新时代可以继续担任“外长”（被首相压抑的外长日子不会好过，这个可以看日本前外相田中的例子），但这种可能很小，因为统论亲尊贵贤，奕欣都是诸顾命大臣无法比拟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的顾命大臣们也无法坐视在各部门都有自己一套班子的恭亲王与之分享权力，特别是贪权而又专断的肃顺绝对不能容忍奕欣成为反对自己的一面旗帜。因此在当时那种“办理抚局大不易”的情况下，肃顺等人很容易就可以找茬将奕欣革职让其归邸养老，而从30岁不到就开始养老显然是当时英气勃发的奕欣所不能接受的，毕竟他曾经看到过取得天下的希望，在已经委屈了多年以后，奕欣不愿再接受这样悲惨的未来。为了自己，也为了支持自己的众人，奕欣毅然走上了反抗之路。

清文宗奕�}因为自己执政后期的失败而变得十分多疑，他不信任在江南统兵的曾国藩、不信任留京办理“夷务”的奕欣，最终也没有完全信任在自己身后“赞襄一切政务”的肃顺。为了保持相对的权力平衡，奕�}在弥留之际将“御赏”、“同道堂”两印分别赐予皇后（母后皇太后、慈安）与懿贵妃（圣母皇太后、慈禧），而其用途显然并不是用来做纪念品。于是在清文宗驾崩之后，顾命大臣们同意在上谕和廷寄的首尾钤用两印作为两太后（代表小皇帝载淳）经审阅后同意发出的凭证，形成了“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局面，这种情况使得顾命八大臣的权力（也包括办事效率）大大低于康熙年间的顾命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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