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张闻天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张闻天,遵义会议,同志张闻天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次发现的张闻天一份最为可贵的发言纪录稿，就是他在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开始就对事变的性质及前途作出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张闻天在这里用“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就是指明这个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这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方面可能发展的前途。这个推测的正确性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
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把抗日为最高旗帜”，要“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他在发言的最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总纲性的结语，实际为我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在张闻天发言之后不久，会议作出了结论。结论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张闻天的意见，但是接受了张闻天、周恩来还有博古等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意见，确定了“除蒋”条件不争取南京政府的初步方针，这个方针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却为不久形成的最终决策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第二，在党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19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张闻天围绕“不再恢复反蒋”这一关键，对决策的正确性及其策略思想作了鲜明、系统的阐述；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继13日会议之后党中央讨论西安事变的一次会议，也是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一次会议。和平解决方针的确定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一次决定，尽管它经历了一个从除蒋到有条件放蒋的曲折过程，但是仅仅五、六天时间，经过民主讨论，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作出为后来历史证明完全正确的决策，这正说明了我党的英明，也生动体现了党中央集体智慧和民主决策的精神。毛泽东在19日会议上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的讨论，毅然作了修改原来方针的结论。周恩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之前他在西安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向中央陈述的意见，对于会议的决策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是为全面阐述决策的思想和精神而作的。发言共分七点，对事变发展的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和平调解方针的策略思想，以及党对失败前途的准备等，均一一作了论证的说明。
这篇发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作了鲜明、透彻的说明。发言明确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理由是：“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鉴于党内在事变爆发后已经有过在这个问题上的徘徊，发言批评了“审蒋”这一类的错误口号，发言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时刻，张闻天对此关键问题作出如此鲜明的表示，对于统一党内的思想和步伐是十分必要的。发言也正是在对这个问题阐述的基础上将和平解决事变的总方针作了明确的概括：“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第三，在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出现新的复杂形势面前，张闻天揭破蒋所玩弄手法的实质，教育党内仍从实现和平的全局上正确处理西北局势，并在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
蒋介石在作出接受抗日等六项诺言之后获释，使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一步，然而由于蒋回南京不久就扣留了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使得人们刚看到和平希望的局势陷入了又一次危机之中。当张学良被扣消息传到西北的时刻，广大群众无不为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径而感到义愤，西安方面主张武力解决的舆论顿时上升，党内也有的同志对于是否还要争取蒋介石发生了动摇。紧迫而复杂的局势要求我党表示明确的态度并能作出正确的对策。就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37年1月2日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作了一次全面分析形势和提出对策的发言。
他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作了这样的分析：“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他（指蒋介石――引者）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面来分化西北。”并且指明：“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发言建议西安方面发表通电，呼吁“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同时提出“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动员更为有利，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发言最后要人们看到：“要蒋脱离右派转向抗日，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的，主要要依靠斗争与活动。”
……
文献还向人们提供了一件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就是在张学良被扣后西北局势发展到最紧张的时刻，也就是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害的前夕，张闻天亲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张闻天是1937年1月25日从延安动身，27日抵达西安的。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发一电文致周恩来：“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在张闻天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少数激烈分子到周恩来住所请愿的事件。博古后来回忆时说道，“洛甫同志来了，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现在找到了张闻天到达西安后的个人署名的几份电报，其中两封已由《党的文献》发表。电报之一是他到达西安第二天（1月28日）向毛泽东通报西安贯彻“坚决为和平奋斗”方针的情况并征求他的意见的；另一封电报则是同日发自云阳前敌总指挥部，向毛泽东提出红军及时撤出陕南的重大提议的。这两封电报是体现我党为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努力的一个光辉的历史见证。
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
传奇爱情
1929年，刘英在苏联学习，就见到过有“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那时，刘英把张闻天看作老师。1932年刘英回国，1933年6月进入江西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张闻天也来到了苏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领导核心。当他得知刘英也来到了苏区，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尤克娜（刘英的俄文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u2018土豪u2019。”
原来，对于刚进入苏区的领导干部，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费用，用于置办生活必需品，一般都可以余下一些，就要拿出来请客吃饭了，算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天傍晚，刘英带上钱就到张闻天那里去了，约上张闻天、博古、潘汉年，再加上少共中央的年轻干部，走了10来里路到县城吃了一顿熬豆腐、红烧肉之类的饭菜。从那时起，张闻天和刘英渐渐熟悉了。刘英的感觉是，那时的张闻天就对自己有了好感。他有时会到中共中央来坐一坐，活泼的刘英会向他请教些问题。有时候，刘英带着部下胡耀邦等人到张闻天那里“打土豪”，看看他那里有没有一点好吃的东西。碰巧了，真会在他那里发现像巧克力那样的好东西。张闻天喜欢打乒乓球，有时主动招呼刘英挥拍打上一盘。这时候，刘英觉得张闻天是一位可敬的领导。相比起来，刘英和毛泽东就熟悉多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刘英的老师周以栗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的要好同学。也许是这层关系，毛泽东很喜欢和娇小的刘英聊天，有些好吃的，也愿意给刘英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