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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淳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当时,中国,华夏邵淳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十年基层磨剑
“文革”的出现对他们的人生是影响颇大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全国进入无序状态。62级的毕业分配被迫拖到1968年。周恩来同志在北京高校视察一圈后指示,给本应在1966年7月参加工作拿工资的同学们发见习工资,1967年7月同学们从学校领到46元的工资。1968年6月,最终的分配方案出来,同学们拿着报到通知单奔赴祖国各地,许多人还把离校的日子定在7月1日。
邵淳介绍说,当时他们年级100人中,有一半的人到20几个省的县人事局报道,一半是留中央各部委,但在各部委报到后又一个派遣证把他们送到县以下的更基层,只有一个同学留在北京密云县。邵淳是1968年8月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报到的,然后就到村里种地,一同去村里还有其他6个大学生。
从北京到了僻远的乡镇,他们所学的金融知识也一下子没了用武之地。同时还得克服物质匮乏带来的种种不便。为了扎根基层,有的同学还在当地找对象、成家立业。接受《经济》采访的同学表示,当时连到地区工作都没有想过,更不要说调到省城、回到北京。据曾广宇说,当时其他什么都可以抛开,但对自己的专业恋恋不忘。1970年抽到县文艺宣传队的曾广宇找到县委宣传部,提出希望调到银行工作,但宣传部长以“我们县里找银行干部容易,找一个宣传骨干很难”为由拒绝。邵淳上班的县文化馆对面就是一家银行,但县文化局领导也没有同意他的调动申请。
据《经济》不完全统计,金融62(1)班的同学在县以下基层大都工作了10年以上,都在当地组建了家庭。
李金华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还说,从现在许多省委书记、部长的简历就不难发现,好多人年轻时都插过队,当过生产队长、支部书记。
知识结构转型
十年“文革”终于结束。
社会发展又回到正常的轨道,政府工作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知识分子归队”等系列措施下,62(1)班的同学也随着经济建设的大潮逐渐浮出水面。一些“蛰伏”于基层的同学一下子被提拔到地区银行或省分行,希望调走的同学则被留下,有些省市甚至“按图索骥”把尚在县乡默默无闻的同学调走。
1980年代中期,部分同学开始走上省级金融机构的领导岗位,并开始陆续调回北京。与此同时,这帮人工作的行业也开始分化。有做教师的,有从事审计工作的,有干保险的,有做政府管理的,但绝大部分还是在银行工作。
从计划到市场,整个社会都经历一场裂变。这批同学早年接受的是苏联式的教育,课程中很少有商品经济的内容,从他们上中学、念大学到基层工作,国家一直搞计划经济;当他们跃上经济建设的舞台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知识结构的转型。尤其到了1990年代,在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建设、金融业发展的主力军时,他们的知识结构就不仅仅只影响个人的发展了。
原来长期在国有银行工作的王希坤,1992年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一下子面临着更大的转变。王希坤说,以前是计划模式,现在更贴近市场,就必须深入实际,从头再学。
1993年参与组建华夏证券的邵淳也坦承,开始感到很不适应,他便自学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读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研究边际效益、效益递减等,还跟接触的不同行业、不同对象学习,并一直持续至今。邵淳说,跟上大学时老师一瓢水灌下来不一样,现在的学习是围绕具体问题补充知识,针对性很强。
李金华则认为,在后来工作的几十年中,他也是一边自学,一边参加党校及一些培训班系统学习,尤其在干审计之后,对财政、金融、企业等都要十分熟悉,否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审计工作很难开展。
自己眼中的自己
正如姚遂所言,他们学这个专业有点“歪打正着”,当时是冷门,后来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后,一下子热了起来,他们这些人也成为香饽饽、热点人物。
然而,对于“班上为什么出这么多高官”之类的疑问,姚遂认为,在当时各种政治活动、政治宣传以及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他们这帮人的社会责任感及集体观念都很强,能以大局观为重,不会谋取私利,所以几十年来,他们班上没有一个人落马。
王希坤认为,戴凤举、杨任远、张怀俭、李金华等干部在班里很有号召力,全班同学能拧成一股绳,在这种氛围熏陶下,不管当不当班干部,主人翁意识都很强,组织协调能力都不错,所以到一定领导岗位时,不但自己能尽心尽职地干,还能带动其他人,决不会是孤家寡人一个。
邵淳也承认,由于从基层甚至农村一步一步干上来,他们非常清楚中国的国情,工作非常踏实,即使身居高位,也都很朴实,思想仍很单纯;同时从艰苦的岁月中走过来,以后工作中出现的什么困难,都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经历的所有挫折和痛苦都是财富,流过的每滴泪水和汗水都是珍珠”,邵淳对此深信不疑。
对于班上许多同学能够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李金华说,几十年后回头看,除了自身的人品、知识结构、业务能力等之外,也还要靠机遇。李金华认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国家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急需经济建设、经济管理人才,当然,大机遇下还有自身的努力。
自1990年以后,62(1)班陆续回到北京的已有20多人,在其他省市的同学也基本到了省城。对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巨大变化,姚遂说,这是“时势造英雄”。
金融黄埔集团军
1924年6月,广州长洲岛,一所新型陆军军官学校创办,学校以“亲爱精诚”为训,一时群英荟萃,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将帅的摇篮。
尽管黄埔军校在1938年被日军炸毁,但其培养人才的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承传,即选派重要干部到学校任职任教,培养专门型、实用型高级人才。
1949年11月6日成立的华北税务学校便是如此,当时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李予昂兼任校长,培养对象主要为全国省市税局科长级在职干部,为迅速建立起新中国自己的税务体制起到重要作用。直到1960年以前,这所学校几经演变,但办学目标未变,即“培训财政、金融系统县局、行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并为各财经院校培养师资”。
1960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保留干部培训学校的同时,开始招收高中应届毕业生,但实质上从1962年起招,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招,到1978年复校为止,学校培养的正规毕业生仅有4届,为2000人左右。但就是这四届,竟出了众多中国财政、金融领域的高官。
“财长”金人庆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不仅与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同一年进校,而且经历也非常相似。李金华的寝室北楼,而财政系的金人庆住西楼,二人同为班上的学习委员。1968年毕业时,李金华去了西北,金人庆则被分到西南,在云南永胜县粮食局工作,期间,金人庆养过猪、扛过粮包、当过粮店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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