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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淳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当时,中国,华夏邵淳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因为以前不会有人买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是唯一的机会,如果错过,他说我就连自己都不会原谅。
中财6263级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财政部长金人庆,原央行行长、天津市市长、现任社保理事会党组书记的戴相龙都出自中央财经大学,而且,都是62、63级。
40年前,一个班级的50名新生兴奋地面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们没有想到,后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会成为领导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
这个50人的班级出现了30多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且大多身处经济要害部门,包括国家审计长李金华、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钱中涛、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凤举、原光大银行副行长王希坤、原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等等。
这个班级就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62级(1)班。
不仅如此,他们的同届或者下届校友也出现了不少政府高官,包括现任财政部长金人庆和原央行行长、现天津市市长戴相龙。
这无法不令人关注。他们从成长到步入巅峰的过程正是中国经济全面转型的过程,他们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是左右中国经济改革未来方向的力量。
可以说,中财大金融系62级(1)班这一特定群体是当前中国财政金融主力团队整体气质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试图通过中财大金融系62级(1)班复原出这个群体的共性特征。其中的意义在于,了解这个主导群体的特质,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思想历程,有助于理解、判断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与未来的走向。
同一个班级的大多数同学后来都成为中国经济要害部门的当家人,这个特定群体的特征是中国金融业主导者的整体气质的一个缩影。
中国财金黄埔系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原华夏证券董事长等等,这些响当当的名头看似没有一点联系,但是如果时光回到40年前,他们是在同一个教室读书的同窗好友。
一个班级的贡献
据金融系62(1)班班主任、现已76岁高龄的刘春阳回忆说,当时中财院60级为干训生,1961年因自然灾害停招,62级实际上是中财招收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但也是建国以来最难考的一届,该班的同学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河北和江苏,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农村学生占2/3之多。
他们毕业后到过农村、去过工厂、下过基层,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却成为优秀的领导群体,堪称中国金融黄埔系。看看这个班级的贡献吧。
时光荏苒,当时的班支书戴凤举成了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班长杨任远是原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现江苏省人大常委,学习委员李金华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文艺委员樊晡生为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党委书记,宣传委员谭纯喜是中国审计报社社长,小组长王希坤是原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课代表姚遂是原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还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钱中涛、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曾广宇、原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原上海市工商银行行长沈若雷、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姚得骥,等等。
毫无疑问,对于他们,吸引我们更多眼光是他们的经历,他们这些人身上聚集了当今中国领导者的诸多特质。这可以让我们洞悉许多,包括中国经济的变迁,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及未来走向。
受教于计划时代
现年70多岁的王佩真教授是当时金融系副主任。1952年7月毕业于人民大学的王佩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据王佩真回忆,当时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的导师都是苏联专家,专业课程基本上是苏联那一套,以至于在上研究生之前还不得不集中强化俄文。
王佩真给62(1)班主讲的是基础理论课――货币银行学,其中资本主义部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则依照苏联的那一套来讲授,另有一些就是中国当时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点东西。
另一位老师,现年76岁的俞天一主要教授工商信贷与结算,这是一门业务骨干课程。因为当时银行有三大中心:信贷中心、结算中心及现金出纳中心。俞天一解放前就在上海私人钱庄工作,解放后考进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搞信贷工作。期间,他几乎是一边工作,一边在人民大学学习,但学习的课程全部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黄皮书”。
据俞天一介绍,1957年反右时,中财院的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好多人被下放到广西、云南等边疆地区,1959年,人民银行总行便调他和其他几个党员去充实教师队伍。兼有“土办法和洋办法”的俞天一比较重视业务实践。他讲课时也简单介绍苏联的东西,但主要讲中国当时怎么做,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怎样实行,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1965年下半年,由俞天一和刘春阳带队,金融系62级100人开赴武汉,到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进行工商信贷课的专业实习。实习的3个月中,学生们分散到各办事处、营业所,跟随信贷员站柜台、跑工厂,亲身体验了基层信贷工作的酸甜苦辣。
接受《经济》杂志采访的62级(1)班的同学都谈到,当时的学生生活非常清苦,班上70%的同学靠国家每月12元左右的助学金生活,校园里清一色的补丁衣服,许多人从1962年进校到1968年工作期间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宿舍里没有开水瓶,只有用大铁壶打开水,常常喝凉开水。
尽管如此,当时大家却满怀热情。李金华接受《经济》采访时回忆说,这与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在遭遇自然灾害之后,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学先进人物的活动频繁开展,1962-1966年期间整个形势比较稳定,社会风气很好。
王希坤回忆说,当时大家争学雷锋做好事,看到谁的被子脏了,就趁他不注意给他拆了洗了、缝好叠好。王希坤还学会理发,免费为同学服务,在班上男女生头上都下过剪刀。
那时的学生很单纯、很理想化,没有想过今后要当什么官挣多少钱。邵淳回忆说,当时校园里流行一句口号:“我们要为党工作50年”,为锻炼身体,他每天早上跑10圈,然后再玩半个钟头杠铃;为锻炼意志,在酷热的夏天,在楼中间满是碎石子的平台上,跟同学光着脚比跑步,看谁先趴下,身上晒得冒烟也咬牙挺住。邵淳说,这也使他们这帮人都养成了一个特点:干事特认真,几十年如此。
临近写毕业论文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4月1日,学校正式停课,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两个月后,毕业分配的初步方案出来,除了部分留校任教,大都分到财政、银行系统。但随着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分配方案反反复复改动7次,在“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方针指引下,原来65%留京的分配方案也“砸烂”了,毕业分配彻底遵循“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原则。在“文革”中成为“保守派”的金融62(1)班,无一人留京,大都被送到新疆、宁夏、甘肃、青海、广西、陕西、云南等艰苦地区,并且多数人直接到村里报到,跟当地社员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姚遂说,当然同学们满怀革命热情,“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大家不但毫无怨言,而且还做好扎根基层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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