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萧乾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萧乾,冰心,大公报萧乾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西洋人说爱情是“甜蜜的折磨”，是“傻子的智慧”。对萧乾来说，它更像一颗好吃而扎手的毛栗，或蜜糖裹着的苦果。很快，萧乾就尝到它的苦味了。
一张血盆大口一直隐藏在那里，准备吞噬她。原来那位校长绝不是个慷慨的慈善家，他早就存心要霸占她。回到北京后，萧乾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国文专修班，但在他的指使下，所有萧乾寄给曙雯的信都被扣留了，他也不准她写信给萧乾。左盼右盼也盼不到回信，萧乾预感到了不祥。1930年初夏，萧乾丢下学业，借钱买船票，只身返回汕头，辗转设法在潮阳乡下一家小学里找到了她。那个歹人正以求婚者和债主的双重身份对她施加压力。这情形她没有据实告诉萧乾，只是无限怅惘地面对着萧乾。萧乾硬把她的行李搬到汕头，买了两个人的船票，约好一道北行。然而上船那天早晨，她失踪了，只留下一张劝萧乾立即北归的短信。萧乾认定她变了心，足足咒骂了她好几年。1937年，萧乾动手写了《梦之谷》。在这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的结尾，萧乾把她描绘成一个没有灵魂、无情无义的女人。
半个世纪后的1987年2月，萧乾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完学路过汕头时，才晓得当时那个居心不善的校长曾威胁她说：“要是你们两个人一道上船，我就把那小子干掉。”他是那里的地头蛇，当天在码头上确实做好了这样的布置。曙雯为了不让萧乾为她送命，才违心地写了那封绝情绝义的信。萧乾在小说中错怪了她，其实她完全是由于爱萧乾而丢弃萧乾的。
这是萧乾在刚进入青年时期就饮下的一杯苦酒。
萧乾 - 记者时期
《大公报》是萧乾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岗位，也是萧乾一生工作最久的地方。它为萧乾提供了实现种种生活理想的机会，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记者这一行当，广泛接触生活，以从事创作。
1935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杨振声老师约萧乾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吃茶，在座的有沈从文先生和天津《大公报》的胡霖总经理。萧乾原是在杨（刚）、沈（从文）二位主编的《文艺》上同报馆发生关系的，他们很自然地成为萧乾的引见人。
当时《大公报》除了以青年知识界为对象的《文艺》，还办了个以小市民为对象的《小公园》，先后由何心冷及马二先生主持。另外，报纸还有11种由社会上的专家学者主编的学术副刊，胡总经理当时想物色的是一个既编《小公园》，又兼管那11种副刊发稿工作的人。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萧乾的设想。但是萧乾明白一个青年初出茅庐，不能挑肥拣瘦。同时萧乾也估计到，倘若把雇主规定下的任务全完成后，提出额外再讨点活儿干，他只有欢迎，绝不会拒绝的。因此，萧乾就问：“要是萧乾能预先把《小公园》编出若干期，您肯不肯临时找人替萧乾发发旁的副刊，放萧乾做点外出采访的工作？”老板听了，知道他收下的大概不是个懒汉，就眉开眼笑，一口答应了萧乾这个要求，并且说定7月1日走马上任。北平之外，以前萧乾曾到过上海、汕头和福州。这是第一遭去华北大商埠天津。一出东站，人山人海，乱糟糟的。同北平的东车站差不多，只是街道窄多了，人讲话嗓门大多了，这里胡同变成了“里”，街变成了“道”。洋车一拐弯，进了英租界，立刻整齐许多。只是同上海一样，站岗的都是些头上扎了红布、满脸胡子拉碴的印度巡捕。又一转，进了日租界。窄巷里挂的净是些写有妓女艳名的木牌。一下子就又拐入了《大公报》所在的法租界。洋车拉到三十号路，就在临街的一溜两层灰砖楼房跟前停下了。一抬头，《天津大公报》的木牌赫然在目。
万没想到这家大报馆竟然那么简陋！编辑部在二楼，只是个长长的统间，一排排地摆了五排三屉桌。迎门两排是由曹谷冰、许萱伯和王芸生坐镇的要闻及社评版（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位老板另各有小办公室），然后是国际版的赵思源、马季廉和费彝民，再进去是本市版的张逊之、何毓昌和高元礼。副刊和体育等在最后一排，（所以是“报屁股”！）校对和译电人员则挤在角落里。
胡老板把萧乾作为“生力军”一一介绍给各版的同事―――那是下午，上白天班的全在，上夜班的也来照个面儿。萧乾同他们一边握手，一边彼此打量着。
编辑部里这时正弥漫着浓烟，到处还飞着煤屑。原来它的正对面便是法租界的发电厂，报馆就在发电厂那高大烟囱的阴影下。
宿舍是个方形房间。正好每个角落放一张床，中间摆一张公用的书桌。晚上会到屋友，才知道萧乾们四人恰好来自四家不同的大学：南开、清华、北大和萧乾这个燕大的。年龄相仿，同背景，自然很谈得来。他们大致向萧乾介绍
了这家报馆的机构：真正的东家吴鼎昌新近才辞去职务，去南京当实业部长了。他们也只见过一次。守在报馆的是胡霖和张季鸾，两位基本上是这么分工：胡主管经理方面事务，张主持笔政，但分工并不严格。下面究竟有几大金刚，他们也说不准，他们告诉萧乾，《大公报》的一个特点，就是管经理部的有时也写社论，而负责编辑部的时而也过问经理方面事务。编辑部里好像分胡派张派，自然还有更硬的吴（鼎昌）系的人。不过，他们也搞不清，因为他们采取独善其身的办法，不参加报馆里的生日会，也不搓麻将。萧乾听了，十分赞成。实际上，萧乾们也成了一派―――大学生派。1933至1934年间，萧乾在文学道路上拜了第二位师傅：巴金。他读了萧乾那阵子写的一些小说，对个别人物或情节也表示过赞赏。但是他嫌萧乾的视野太窄，要萧乾走出个人的小天地，关心社会，拥抱同类。他还要萧乾不仅要欣赏生活中的美，更要正视丑恶。在他的启发下，萧乾写了《道旁》等小说。
那一年，在《萧乾与文学》一文中，萧乾就开始认识到：“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1936年又在《忧郁者的自白》中说：“在师傅的鞭策下，萧乾渐渐学习着忘记自己，而又把广大人生同自己联系起来。”那趟塞北的旅行是萧乾接触社会现实的开始。萧乾原想毕业后重返内蒙，而且也不是没有这种机缘。只是当萧乾一听说去了得当个官儿，萧乾就坚决地打了退堂鼓。
从那以后，萧乾这个有意识地不带地图的旅人，就天南地北地闯荡开了。
萧乾 - 亲历二战
1939年9月，英伦三岛上空尚未出现敌机踪影时，伦敦大学当局就遵照政府命令，失魂落魄地疏散到剑桥。转年在大轰炸的前夕，它却迁回伦敦。校内不少人自然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啧有烦言。
萧乾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当然萧乾也贪生怕死，巴不得还舒舒服服地留在剑桥大学城，每晚踏踏实实地上床睡觉。但出于职业（记者）本能，萧乾又庆幸伦敦大轰炸时，萧乾能在场。从广播中得悉，来袭的敌机每晚都超过1000架次。8月20日那晚，竟出动了7900架次，而英国起飞应战的喷火式战斗机的数目也不相上下。那阵子夜夜得睡在地下铁道硬邦邦的站台上，白天一拉空袭警报，也得狼狈地四处找地方隐蔽。汉普斯特德的住所被炸了，到友人家去度周末时，房子又中了烧夷弹。然而萧乾看到的是800万伦敦人在死亡面前的镇定，守秩序，而且依然保持着幽默感。这种民族素质值得报告给也在挨太阳牌敌机狂轰滥炸的重庆同胞。在《伦敦一周间》、《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以及《银风筝下的伦敦》中，萧乾就用日记、通讯以及散文特写的形式，向国内读者着重报道了一个民族大难面前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