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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筱庵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银行,上海,中国傅筱庵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撵出通商，黯然下台，在1935年端午节前夕，傅筱庵又向中央银行要求做抵押款300万元，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送去作抵。过了端午节，傅筱庵认为难关已过，但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帐上没有头寸。”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次长徐堪家里下跪叩拜，哀求帮助，仍告无效。再加上杜月笙、张啸林两人在外边大肆宣传中国通商银行快要倒闭的消息，存户纷纷提款。在内外交攻下，傅筱庵又去乞求杜、张两人帮助维持残局。杜、张两人只是假客气一番。此时，孔祥熙又火上加油，策划了兼并整理的策略。在此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之时，傅筱庵只好双手捧了通商银行资产负债清册交给杜、张两人维持残局，便黯然下台，脱离了中国通商银行。傅筱庵虽然下台，但给了他一个面子，改选为中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及江南铁路公司董事、上海建设银行及中国国货银行监察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董事长、外商耶松船厂的董事等职务。

在四大家族授意下，由中国通商银行董事杜月笙、张啸林“出面维持”，决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中国通商银行问题。在中央银行拨款100万元后，一场风潮才告平息。1935年6月7日上午，中国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四大家族为了勾结青红帮，就让杜月笙、张啸林两人接办通商银行，实际上是国民党给两人的一点酬劳。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啸林为副董事长，傅筱庵改任常务董事，并聘请顾诒毂为总经理，胡梅庵(以庸)为副总经理(系孔祥熙公馆派)，经理李祖基(李平书之子，系胡梅庵的内弟)，副经理朱美田，襄理胡远声(胡梅庵之侄)。对于旧股拆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折价，后又改按一成半，即每百元按15元折成新股计算。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另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官商总股额为400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之。除造成中国通商银行挤兑危机外，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亦相继发生挤兑，被强行纳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控制，又利用白银风潮实行了“法币制度”。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宣布施行“法币”的办法，规定把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实行白银国有。原有发行权的银行即日停止发行。市面上流通的钞票，由财政部限期以法币换回。

中国通商银行过去官气十足，行里的职员一大半都是与傅筱庵有关的至亲好友，可是有的是开行元勋，年虽古稀，却来上班。傅筱庵下台、杜月笙上台后，上面人事改组，下面各部人事亦相应有所变动。调进来的都系杜、张的徒子徒孙，甚至目不识丁的也插进来了。从此，来存款的客户不是土行，便是鸦片烟铺，或是青红帮所办的厂店。原有人事管理制度都改变了，与傅筱庵有关的人员纷纷自动退职。

附逆投敌

支那派遣军导演下的“跳加官”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12月初，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找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苏锡文，在浦东成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第一号布告就是公开征收鸦片烟税。

1938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任命邵式军(盛宣怀的外孙)为“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在租界接收了国民党财政部税务署和江苏省税务局，接印视事。松井原想把鸦片烟税也划归给邵式军征收，但又考虑到鸦片烟税属地方税，与统税有所区别。松井不信任苏锡文，就让邵式军推荐人选。邵式军的父亲邵月如从中拉拢了盛宣怀的侄子盛幼盒，以宏济善堂出面来负责征收鸦片烟税。又找了盛宣怀的孙婿周文瑞，与周文瑞的亲家尤菊荪，及工商界的姚慕莲、尚慕姜等人，在上海外滩正金银行楼上重行组织“上海市民协会”。

日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

傅筱庵自从被撵出中国通商银行以后，野心不死。霞飞路傅家堂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跟他往来的人大多是绅商闻人、北洋政府旧官僚。这批人都鼓动傅筱庵卷土重来，其中最起劲的就是周文瑞。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正在物色有名望的人物来当伪上海市市长。周文瑞就向松井手下的杨马林竭力推荐傅筱庵，松井一听傅是盛宣怀的心腹总管，又当过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市商会会长，一拍即合，立即派员到傅家数度联系，正中傅筱庵下怀－－这是他多年求之不得的事。傅筱庵提出伪上海市政府设在浦东来往很不方便，日方就同意不设在浦东。于是伪上海市政府就由浦东搬到江湾，恢复了“上海市市政府”的名称。松井就让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任命傅筱庵为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叛国投敌，于1938年10月16日上任接印视事。把苏锡文贬为伪上海市市政府秘书长。分别委任周文瑞、李鼎士、董光孚、王如松等充当财政、建设、地政、货物地方税等局伪局长，又委任他的心腹吴麦汀充任外交秘书。吴麦汀以前曾在中国通商银行当洋文翻译，与工部局租界当局颇有往来，又是一名商团(即工部局办的义务警察组织)负责人。从此，伪市政府的魔影就在租界上逐步显现出来了。

傅筱庵公然乘汽车在租界上往来，亲自出马与英法租界当局办交涉，并亲访英国大使寇尔、美国大使詹森、法国大使戈斯默等。并通函向租界当局提出租界上的居民户、商店一律不得悬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要改挂伪维新政府的五色旗。1938年11月4日，上海江海关大钟上的旗杆换上了五色旗。国民政府与有关各国曾订有“上海租界法院协定”。国民政府在公共租界设有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法租界设有第三分院。伪维新政府屡次派员准备接收。租界当局根据“上海租界法院协定”加以拒绝。傅筱庵向租界当局提出租界上中国法院的管辖权，国民政府的协定应撤销。并要求立即交出越界筑路的警权。此时租界上汉奸不断被人狙击：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在南京路上被人狙击(未死)，市政府的几个伪局长也被人狙击(未死)，傅筱庵自己亦险些被人狙击。傅以此为借口，严令工部局取缔“恐怖分子”，并开出黑名单，命令工部局照单办理。如果工部局奉行不力，他们就直接派宪兵到租界上来捉人。傅又以此为借口―不断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妄图夺取租界的警权。

1939年3月16日，上海各团体电请国民政府向英、美、法三国大使提出抗议，并举法租界禁止市民悬挂国旗、公共租界允许日本宪兵到租界捉人为例，指出这些都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行为。可是大使馆和工部局鉴于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只求苟安一时，就一味低头，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政策。傅筱庵因此得寸进尺，不断向工部局提出抗议。

1939年4月25日，日本政府派往河内迎接汪精卫的专使影佐祯昭和犬养健陪同汪精卫由河内到海防，所乘日本“北光丸”专轮，于5月6日在上海虹口码头登陆。日本军部指定江湾重光堂为汪精卫的行馆。傅筱庵以伪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忙于迎接。

1940年，傅筱庵突然图谋夺回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中国通商银行劫去了现钞10万元，离开上海溜往香港，在香港与其它银行设立联合通讯处。又将中国通商银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多元携往香港，寄存在香港美国大通银行，同时将大部分库存现金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移存在上海美国花旗银行。另外抽出150万元现金转移到重庆，存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杜月笙离沪时，就把中国通商银行全权交给胡梅庵负责。胡梅庵害怕傅筱庵对他不利，非常恐惧，称病不出，把权移交给经理李祖基承担。李系胡梅庵的内弟。因此，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沦陷后，就由李祖基全权处理。傅筱庵任上海市伪市长以后，对杜月笙抢走他的地盘耿耿于怀，除图谋破坏中国通商银行外，还阴谋破坏中汇银行(杜月笙为该行董事长)。杜月笙得知这个阴谋活动后，就亲自出面打电报警告傅筱庵。傅接到杜的电报以后，不得不暂时作罢。傅筱庵一贯主张，有政权在手，不能不办银行，银行之利近而厚，欲以政权与银行并举。傅与周文瑞商讨，官商合办，通过上海财务官小原，与华兴商业银行洽谈，同意投资股款30%。先在苏州市设立“苏民银行”，以周文瑞为总经理，经理马乐宜。接着，又在杭州市设立“浙民银行”，董事长就让给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 (化名邵肖烯)。又在上海河南路开设“中亚银行”，董事长盛幼盒，以鸦片烟税收入作为存款再贷放出去。这三爿银行在傅筱庵的策划下，大权交给周文瑞，分布在苏、杭两地，和上海连成一气，是渗入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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