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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筱庵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银行,上海,中国傅筱庵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傅筱庵有两个“狗肉朋友”，一个是杜月笙，一个是张啸林。杜月笙是青帮头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曾由杜月笙出面，以10块银洋换取一个人头的代价，雇用一批流氓、地痞，对中国共产党和上海工人学生进行血腥大屠杀，至于张啸林，先在杭州拱宸桥一带聚赌欺骗，后到上海南市设赌场，是一个赌棍，曾在上海警备司令胡枫林部下当一个密探头子。张与杜相勾结：杜贩烟土，张设烟馆。傅筱庵为了解除对他的通缉令，屡向知友求援，四处奔走。虞洽卿虽与傅筱庵有矛盾，但虞与傅原是沆瀣一气，经杜、张拉拢，虞洽卿也就顺水推舟，改变了态度，不再从中作梗。又由傅的心腹王心贯，通过厉树雄，拉拢曾任国民政府北伐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的徐圣禅和军政部军需署署长的朱守梅(耐寒)加入中国通商银行股东会。经过不少人替傅筱庵一再疏通，国民政府终于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

重掌银行

魔掌又伸进了中国通商银行1931年傅筱庵从大连回到上海后，召开了中国通商银行股东大会，决定资本改以元为单位。原来实收资本额为250万两银两，按照每两1.4元折算，改为350万元。不久，董事会改组，选出傅筱庵、朱子奎、王心贯、厉树雄、孙衡甫、徐冠南、谢光甫、徐圣禅、朱耐寒、张啸林、杜月笙等为董事。傅筱庵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子奎兼经理，副经理为朱美田，襄理为胡宸圭，并重用有业务才能的担任各分支行经理，如虹口分行经理朱焕文，南市分行经理于寿椿，爱多亚路支行经理陆少莲等，又调整了总行各部门的负责人选。过去总行的帐册簿据等全部用英文记账的制度，此次决定改掉。这比海关用中文记账要迟两年。精简机构，老弱冗员逐步淘汰，营业大有进展。该行为了扩大业务和钞票流通范围，除原有的宁波、定海两个分支行外，于1932年起先后在汉口、南京、苏州、厦门设立分行。在无锡、杭州设办事处；南通、岱山设兑换处。中国通商银行历年发行钞票的最高额是2999万元。基本上接近同期存款3100万元的水平。傅筱庵一再主张做“多单”，不做“缺单”，保持收支平衡，并有盈余。

1933年，国民政府强令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以后，银价大涨。这主要是受美国购银政策的影响，国外市场购买白银作为货币的金银准备，美国需收购白银 13亿盎司。由于银价高涨，就造成了白银外流。美国在纽约、伦敦大量收购白银，人为地提高银价； 目的之一在提高用银国的购买力，以利于美国产品向国外，特别是向中国倾销，用以转嫁经济危机。当时，中国是银本位国家，国内银价远比国外市场低。因此，在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下，为了追求暴利，大量白银流向国外。公开武装走私，猖獗一时。

笔者是在1934年春节经岳父朱美田介绍进中国通商银行总行的。笔者的岳祖父是该行的元老，创办时就任汇划台主管。岳父朱美田是顶替，后升为总行副经理之职。笔者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才算离开。因此，这期间傅筱庵在中国通商银行的所作所为，笔者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中国通商银行虽称为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但银行形同衙门，傅筱庵哪里是在办银行，分明是在做官，把银行当作他任用私人的场所，更以此为进身之阶，巴结权要。因此银行中有李鸿章的长孙李幼良，军阀王金钰的儿子王麟公，傅筱庵的长孙，皆安插在会计科。傅筱庵对外扬言不收徒弟，而对蒋介石的表弟周静波却破了例，在所谓拜师礼节上丑态百出。按理周静波应向“业师”傅筱庵磕头，而傅筱庵却也跪下还礼，险些来个师徒碰头。傅筱庵跪下后连声说：“蒋委员长的表弟何必如此多礼!”

那时，中国通商银行每天晚上轧帐。如果总龙门缺头寸，就要通知库房把储藏的准备金解给外商银行和中央银行国库，这就忙煞了出店和保镖，库房里一箱箱的银元，百两重的白银大条和大元宝就扛上铁甲车解送出去。白银进入外国银行，只进不出，统统运走。帝国主义在华银行也趁火打劫，仅1934年下半年度，各银行库存现金就减少了2.5亿银元。白银大量外流，引起了通货紧缩，利率上升，物价惨跌，终于在1935年初，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工商业倒闭风潮。

呆滞放款比重大，这是中国通商银行的一个致命伤。该行放款总额为2228万元，其中26个大户的呆滞放款达1276万元，占放款总数的57%。其中最大的呆账户是北洋军阀政府财政部，呆欠230多万元。长期放了收不回的，有长兴煤矿、招商局、汉冶萍煤铁公司，仅这三个大户就拖欠了500多万元。加以工商业倒闭风潮，黄楚九的九移公司、日夜银行，宣告破产，又吃进了一笔倒账。中国通商银行苏州支行经理卢少棠、卢炳生父子共同侵占行款23万元，还有“谢伯记”以大量房地产作抵押，拖欠本息达100余万元。在个人放款中，上海的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向该行借用，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长期拖欠不还。其它商业及个人方面的放款有15个重点户，呆欠达400多万元。呆账把中国通商银行架空了。

放款呆账庞大是中国通商银行经营腐败的大暴露。为了弥补呆账对资金周转的影响，傅筱庵煞费心机，到处结交显贵。他为了依靠盛家的姻亲眷属，以及北洋军阀的后裔，不惜采用高利率的手段，登门拜访，许愿介绍他们的亲属来行工作。还有一个定期存款大户－－华成烟厂给美丽牌香烟的商标费，只存不支，存款利率年息7―9%之间；个别的达到11%，远比一般银行利率高，借此多争取存款来弥补呆账。

傅筱庵为了装潢门面，欺骗社会，竟不顾本行“负债大于资产”的严重情况。从1934年起，在福州路、江西路转角自建一座“中国通商银行大厦”，交陶桂记营造厂承包。在1935年春末，大厦已建筑就绪，俟验收后结付尾款。傅筱庵以某些地方不合格为借口，托词拒付。陶桂记营造厂就带领一批包工在总行大门口坐讨，声势浩大，引起外界舆论哗然，市场传说纷纭，传言中国通商银行将有大变化。 通商银行落入官僚资本手中，尔虞我诈，岌岌可危。白银风潮给上海工商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却给四大家族独占金融和搜刮民脂民膏创造了条件。他们以“救济金融恐慌”为借口，除先后从江浙财阀手中抢走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外，又唆使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等三家银行的钞票，一次向该三行兑现，造成挤兑风潮。中国通商银行系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傅筱庵事前已估计到四大家族要来这一手，就乞求杜月笙与张啸林向四大家族疏通不要并吞。杜、张一口答应：“有我们撑腰，不要害怕。”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张啸林两人的圈套。杜对傅讲：“缺多少头寸，尽管向中汇银行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是应该帮的，但是还得做好充分准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傅筱庵就决定把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出让。请杜、张转达“上面”予以收购。两人一口答应，将此事汇报给孔祥熙，孔就让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宋子良出面收购了这所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连夜动工把大厦的金字掉换名称，引起外界纷传：中国通商银行连大厦也得出让了。孔祥熙又出一计，通知中央银行处处对通商银行刁难。外商银行也很势利，借口不予拆放。孔祥熙随即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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