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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李先念,中原,同志李先念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45年1月,他在大悟山迎接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还是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依靠边区和五师党委的集体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建了一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300多万,建立了7个专区和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1945年10月成立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在中原军区组建前后,他指挥部队发起了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歼敌7000余人。1946年1月,为争取国内和平,他率部以宣化店为中心集结待命。他先赴汉口,后在宣化店,协助周恩来等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又教育部队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在十个月的战略坚持中,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大智大勇统帅中原部队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6月,国民党军队以宣化店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李先念对突围方向、时机作了全面部署,26日晚,他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开始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他率北路军共1.5万人,以秘密、神速的行动,连夜突破敌人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军发动总攻击之前,跳出了其内层包围圈,越过天河口和苍苔地区,进入伏牛山南麓。7月11日,他率部到达内乡县师岗地区,为分散追堵敌军的兵力,决定北路军分两个纵队向西转进。他连续组织了突破敌人天然防线的抢渡丹江战斗,打开入陕门户的南化塘战斗,从敌人重兵追堵的险境中冲出一条通道,直指陕南。与此同时,其他各部也先后完成了突围任务。中原突围战役,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他统帅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和作用给予很高评价。
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决策,李先念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在根据地工作全面展开之后,他于9月29日奉命回延安。在延安,他继续指挥中原军区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在敌后的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为战略反攻中原准备条件。1947年5月,李先念任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7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他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挥师南下,先后攻克河南通许、扶沟等县城,11月抵达河南光山,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他任第二副司令员。11月,他在开封参与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期间,李先念同志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极为艰险复杂的战争进程中,显示了他的灵活斗争艺术和卓越指挥才能。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49年5月,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新解放的湖北,百孔千疮,万事待兴。他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团结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级干部,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支援大军南下作战、剿匪反霸、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及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湖北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1952年2月,李先念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与王任重一起正确处理党内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把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月,湖北省成立了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的荆江分洪委员会,领导30万军民组成的建筑大军,克服重重困难,仅用75天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至1953年4月,荆江分洪工程全部竣工。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建设的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在1954年湖北人民战胜近百年来特大洪水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53年1月,李先念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夏,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的国务院副总理。10月,他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他主张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实现财政、信贷的收支平衡,确保包括156项在内的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保障城市和工矿区的商品供应。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他及时提出建议,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要允许私营零售商继续经营,农村要发挥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售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多余农产品,以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他还建议改善财务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变中央管得过多、过细的作法和过分集中的体制,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956年,他支持周恩来、陈云反对冒进的意见,坚持1957年的经济计划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957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他还是九届至十二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批判反冒进,他也受到了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指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虚假现象和浮夸风,提出了六条具体调整措施,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积极参与调整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他负责统一指挥粮油棉的突击调运,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粮食管理,提出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征购,为安排人民生活,渡过困难,做了大量的紧张的工作。他还就抑制物价上涨、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提出6条措施。他积极支持刘少奇等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正确意见,并在他们的支持下,主持起草了控制货币发行和控制财政管理的两个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1962年4月,李先念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2月,他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多次受到批判。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忍辱负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尽最大的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以减轻周恩来总理的一些负担。1968年他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九・一三”事件后,李先念继续担任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焦枝铁路的建设和武钢一米七轧机的引进。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他大力支持从外国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他积极支持建设远洋船队。他还参加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接待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为恢复和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文革”后期,他积极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落实干部政策,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特别是抓紧了对铁路、钢铁、煤炭等战线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先念被迫“休息”。1976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