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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期?
文学,文人,自觉如何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期?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第一,门类独立
所谓的“门类独立”,是指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汉代,所谓的文学指的是“学术”,主要是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赋也还在儒学的思想范畴之内。
而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当时宋文帝立了四种“学”:文学、儒学、玄学与史学,四学并立。宋朝的范晔在《后汉书》中将《文苑列传》和《儒林列传》相并立,足以见他对文学的重视。
刘勰在《文心雕龙·总述》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这句话将文学诗文创作的“韵”给勾勒出来了。文学需要文笔的支持,也需要韵律、遣词等等,这些都和那些说教式的文字有所不同。
而梁朝的文学创作,就将“抒发情感、以情动人”作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和特点之一。如萧绎在《金楼子》中所言:“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第二,文体辨析更为明确
第二个标志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较为细致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很明确的认识。如果对文学只是一种含混的认识,并不能算是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对于厘清诸多文学概念有很重要的意义。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体明确地分为四种,并且描述了它们的特征:“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西晋时,陆机在《文赋》中,分类更是详细,他将其分为十类,并且每一种都有特点描述。陆机的分类虽详尽,但也不免繁琐,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但是在《文赋》中,他有一句话最为后世文学从事者青睐,那就是“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而比陆机分类更甚的是《文心雕龙》,上篇的大幅篇幅都是在讨论文体问题,分了33类。作者在《序志》中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并同时追溯了每种文体的起源,举例加以说明阐释。而在实践上,《文选》是最好的证明,它是根据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
第三,审美自觉
第三个标志就是文学审美的自觉,也就是文人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文学最为重要的一个特性便是审美性,如果一部作品,没有美感,那就很难得到欣赏。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还是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曹丕的“诗赋欲丽”,陆机的“绮靡”、“浏亮”其实都是一种审美的特征。
《文心雕龙》中,也有很大篇幅是在谈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这其实也是审美。譬如情采、韵律、丽辞、比兴、夸饰等。文论学家将《文心雕龙》放在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是因为它既包含了文体辨析,更囊括了审美内涵。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显著的特征,先前服务于政治教化功能减弱了,文学变成了一个很个人化的行为,更专注于抒发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悟。
02/ 文学自觉的社会背景
乱世缝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时期之一。乱世之中,文人命运是无常的,因而生发了对自身个体命运的关注。乱世之中,敏感的文人更能感受人生苦短,生命的脆弱,祸福无常,人的无力感陡增。这也一大部分上形成了文学上的悲观情绪,悲剧性的创作基调。
还记得少时念过曹操的诗《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但相比这首,杜甫的那首相似描写的诗更熟为人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都是对残酷战乱的侧面描写。
备受政治现实折磨的,最是有家国情怀的文人,许多文人也会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中而遭到杀戮,如杨修、孔融、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等一大批文人,都陷入了斗争的泥淖而无法全身而退。
门阀观念与门阀斗争
士族的兴起源于东汉后期,他们在魏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不管是财富的积累还是门第名声,都占据了一定高度的地位。
门阀制度下的寒士是非常辛苦的,他们进入仕途很难。魏晋时期的察举制,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其实留给寒门子弟的机会并不多。
仕途无门的、才高的寒士,自然心中闷闷不平,士族和庶族对立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然而这也形成了一种风气,即是重视社会门第,而这种门第观念又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
文学家族也随之出现,如“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阮禹、阮籍父子,嵇康、嵇绍父子以及嵇含,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陆机、陆云兄弟,谢氏家族如谢安、谢眺、谢灵运等,皇族萧衍、萧纲、萧绎、萧统等。
儒释道三教融合
从老庄思想来的玄学,对魏晋的文人影响甚大,致使他们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和人生观。老子的“自然”、“真”观念,在魏晋文人看来,就是一种至纯至真的精神境界,不受外物,尤其是礼教的束缚。
洞见、玄心、妙赏、深情都是魏晋风流形成的条件,这都离不开三教合一的过程和文人的人生感悟。大量佛经故事的传入,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的范式,更在思考人生问题上影响着时人。故事性的加强、韵律的变化、词汇的使用以及文学观念,都是佛的传入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带来的极大改变。
03/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题及其风格
乱世之中,人们感受最多的,便是生死的无常。因而生死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重要的书写主题。
在《古诗十九首》中,就已经有对人生短暂、命运无常的感叹。而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更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人们一方面在感叹生命的无常,一方面却又以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对生命的诸多苦难遭遇。他们借助酒和药,来显示自己放荡不羁的性格。及时行乐、顺应自然规律等都是时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最为著名的还是陶渊明,他悠然种豆南山的人生姿态,享受归隐田园的苦乐,都为后世多少文人歌咏,甚至效仿之。
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书写主题——隐逸主题。竹林七贤隐居山间,在林中喝酒赋诗为乐。这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隐逸主题的诗歌。如左思、陆机的《招隐诗》,潘岳的《闲居赋》。陶渊明更是被钟嵘《诗品》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游仙诗也是魏晋时期的一大类型。李白有一大批游仙诗,但游仙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然盛行。游仙诗和诗歌的生死主题相关,主要写人为求长生,并对神仙世界充满向往。游仙主题早在《楚辞》中就有存在,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何劭都有《游仙诗》,郭璞更是创作了多首《游仙诗》,构成了一系列的相关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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