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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应如何认识?
苏格拉底,雅典,民主苏格拉底之死应如何认识?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他也极少睡眠,在《会饮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喝了一夜酒,当别人都睡得东倒西歪的时候,他起身去河里洗了个澡就又去找人聊天了。也就是说,他有一种独特而简单的生活方式。
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雅典人的生活和现代人比较起来都是很简单的,他们花在衣食住行上的时间是很少的,所以他们也才有闲暇来从事政治、艺术、戏剧等种种活动。
而苏格拉底比别人又尤其简单,以至于一个智者派的哲学家安提封说,一个奴隶要是像他那样生活也会受不了,甚至会逃跑的。他这样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他把自己磨练得十分清心寡欲,使他贫乏的财力就能满足物质上的需求。
但寡欲并非是因为他瘦弱不堪,有人说他长的看起来简直就是“欲望之神”——眼睛突出,扁鼻子,大嘴,矮胖,他自己也说,如果不是献身哲学的话,他的相貌就暴露了这些欲望的特征。
但是他的生活非常节制。当时希腊盛行“男风”,像亚西比德就非常俊美,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就是苏格拉底的爱人,而亚西比德自己也动了心,有一天晚上就故意和苏格拉底待在一间屋子里,但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就像父子一样。
有人问苏格拉底应该结婚还是不结婚,他说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会后悔。他安于贫困,但并不虚饰矫情,既知道如何安守清贫,又知道如何过富裕的生活。他对那些展示衣服上的破洞的“犬儒派”哲学家说:“我透过你衣服上的破洞看见了你的虚荣。”
他很欣赏伯利克里的情人阿斯帕西娅——美貌而富有才华,但止于欣赏而已。他始终不像有些智者那样收钱来教授知识,他曾经富裕过,还自己装备了盔甲,充当“重装步兵”,但是到了晚年,他一贫如洗,有时仅靠富裕的门徒,如克里同的接济来维持生活,因为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一种哲学的使命上。这是第一个德性:节制。
第二个德性是勇敢。在失败中比在胜利中更见勇敢。这时他极其从容和镇定,尤其是撤退的时候,他救过亚西比德,还救过色诺芬,在追兵面前丝毫不慌乱。
谈到智慧的德性,德尔菲神庙里曾经有一道神喻说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反而觉得自己是最无知的——自知其无知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很高的智慧。他四处探访,努力想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人,他热爱谈话,但目的并不是要改变对方的意见而是要寻求真理。
另外有两件与智慧有关的奇特的事情。一是据说他有时候会因为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而停下来不走,有一次甚至站在那儿想了24个小时;第二件奇特的事情是,他老觉得心里有个声音,或者说灵异,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而尤其是不应该做什么。
第四种德性就是公正。公正可以作为德性的总名,但这里主要指政治生活里的一种德性。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一是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打了一次胜仗,但是由于将军们在战斗中没有派人及时打捞死难士兵的尸体,从而激起了民愤,要求一次审判这些将军,统一定罪,但这是违反雅典法律的(根据当时的法律,应该分清每个人的责任,逐一定罪),当时议事会的其他成员都很难顶住民众的压力了,只有苏格拉底——他正巧担任议事会常委会的主席——坚持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还有一次,公元前403年,当时雅典战败,成立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史称“三十僭主”,他们要求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个人去逮捕一个支持民主的富有公民莱翁,其他人都不敢违抗,只有苏格拉底拒不执行,回家去了。
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制很快垮台,他很可能在那时就丧命了。可见,无论是民主统治还是僭主统治,只要是出现了不公正的事情,他都认为应该去抵制。
最后再讲讲他的幽默、大度和自制能力,以及忍耐力、包括化解矛盾和冲突的能力。他并非一个心胸狭隘、气量窄小的人,比如,阿里士多芬写了《云》这个剧本来讽刺他,以至于在一次集会上,很多人都指指点点地议论他,可他并不气恼,反而站出来让大家看,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另外我们从《会饮篇》中也看到,他与阿里士多芬的私交还是挺好的。
据说他的妻子脾气不好,经常辱骂他,有一次用一盆脏水把他淋得透湿,结果他说:“这很正常啊,雷霆之后必有暴雨!”有时候,一些辩论不过他的人会气急败坏地打他一耳光,而他会充满同情的说:“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还有人会踢他一脚,别人让他去报复,可他却说:“如果驴子踢了你一脚,你会去报复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幽默大度的人,这些德性本来可以使他不得罪人的,而最后他却被处死,这说明他还有些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阿里士多芬的《云》里,苏格拉底被描写为一个胡说八道的、别出心裁的、教儿子反对父亲的、诡辩的人。又比如用亚西比德的话来说,世俗所艳羡的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
他瞧不起财富、权力,他一生都在讥嘲世界。他的学问是很谦卑的,可内心却是骄傲的。另外他为了验证那条神喻不断找人谈话,其间得罪了许多人,而且主要是那些当时公认的有权力有智慧的人。
在当时的雅典,他怎么也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人们嘲笑他整天在外谈话,却不知道自己的下顿饭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对他不利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他已经有许多非议了。
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以至被处死,也就是说,他究竟死于什么?是民主,还是法制,抑或是他自己?这里面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冲突?
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民主和自由的冲突,或者说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现代自由与古代自由之间的冲突。现代自由主要是良心、信仰、言论、人身财产这方面的自由,古代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他的良心、信念和城邦的法律、社会的习俗发生了冲突;
还有人认为他主要死于法制,这并非民主之罪,而是雅典的公民法庭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事实上,雅典的法制、公民法庭都是民主制度的集中表现。雅典的民主一方面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另一方面就体现在大小不等的公民法庭上,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法制的问题,还是民主的问题。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哲学和政治的冲突,比如列奥•斯特劳斯就持这种观点:苏格拉底用死来为哲学辩护,他做了最高尚的选择。还有人认为这是个人与城邦的冲突,是一种正在苏醒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信念与小范围的城邦的直接民主和法律之间的冲突,这是从主体上来说的。
至于对错褒贬的问题,比如斯通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更多地批评了苏格拉底,但他也反对雅典处死苏格拉底,尤其是以言论罪处死他。
另外一个叫梅里亚的学者说,整个共和国或者说整个城邦对一个人展开了自卫,也就是说处死他是一个正当的行动,是正当的防卫;再比如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认为苏格拉底犯了个人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罪,这些是批评苏格拉底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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