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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面和花朵》讲的什么？

长篇小说,故乡,乡土《故乡面和花朵》讲的什么？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小说的开头写了舅甥两人历经时代广场，这些人在广场上骑着小毛驴。在2050年最时髦的已经不是开奔驰而是骑毛驴。如何辨别这些人的身份，是看毛驴身后所带的粪袋。这是一种反讽性嘲弄性的叙事。刘震云在这里运用的是一种修辞性叙事，而非在一定时间空间的理性化结构中展开的叙事。叙事的动力机制来自语言自身的修辞关系，语言自身的扩张使文本的疆域无限拓展。

　　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秘书长俺孬舅与我谈起同性关系问题，是在丽晶时代广场的露天Party上。用元宝一样的驴粪蛋码成的演台上，一群中外混杂的男女在跳封闭的现代舞。我与孬舅周围，站满了各色社会名流和社会闲杂人员，个个手里端着一杯溜溜的麦爹利……。

　　我与孬舅一个骑一头小草驴，站在时代广场的中央。到了22世纪，大家返朴归真，骑小毛驴成了一种时髦。就跟20世纪大家坐法拉利赛车一样。豪华的演台，都是用驴粪蛋码成的。小毛驴的后边，一人一个小粪兜。粪兜的好坏，成了判断一个是不是大款、大腕、大人物和大家的标志。大款们娶新娘，过去是一溜车队，现在是一溜小毛驴，毛驴后面是一溜金灿灿的粪兜。 (《故乡面和花朵》，华艺出版社，1998年，卷一，第1－8页)

　　这是非常典型的修辞性的叙事，这使刘震云可以任意打捞历史和拼贴历史碎片。它是通过舅甥二人在一个21世纪的后现代广场的行走与对话来展开小说的场景，这个场景对于我们现在的阅读时代来说，无疑是一个时空被严重戏谑化的场景。后现代的时代却回到了故乡，被乡土中国蛮横地侵犯了。这里出现的是乡土中国的关系——舅甥关系，这个关系其实是不存在的，对于未来中国来说，独生子女政策不可能存在舅甥关系，所这个乡土中国的传统人伦关系已经死亡了。但就是这个虚拟的不存在的关系，重建着未来世纪的人伦关系。这就隐含着强烈的反讽。而乡土中国的毛驴，最为没有时间和空间特色的动物，却被当作了时尚。这是对未来的强行嘲讽，在刘震云看来，未来只是一幅可笑的漫画。

　　《故乡》首先要认识到它始终隐含一个双重结构：一个现代／未来的都市（也是后现代的都市）和故乡构成的隐喻关系——这就是故乡面和花朵的关系，什么样的故乡面？什么样的花朵？故乡面显然是变了质的故乡面，而花朵更像是波德莱尔式的“恶之花”。刘震云的写作中有很巧妙的一点：所有写城市的和乡村并非二元割裂的，也并非单纯对立的。通过乡亲关系或家乡关系，把都市与故乡重叠在一起，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也混淆在一起。所有在都市发生的故事都是关于家乡的故事，都是对故乡的一种隐喻。孬舅等城里人都是家乡的人，他们的身份经常会变，他们的辈份很凌乱（孬衿是孬舅的老婆，是家乡的女人，又是大美人模特尔，又好像是德国贵族女子。身份处在不断变化中）。乡村变成一个后现代都市的时候二者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刘震云完全打乱了历史的结构，他试图用语言本身的修辞力量来推动小说。整部小说显示了他把握语言的魅力，任何情景中这种语言都会跳跃出来，在此过程中去捕捉对事物本质的一种认识，构成一种强烈的反讽意味。

　　就像第二章的开头引了一句农村谚语歌谣：“马走日字象走田，人走时运猪走膘”，令人惊异的是，这幅标语挂在“丽丽玛莲大酒店”的大堂里。刘震云显然又在把乡土中国的文化强行塞进后现代的消费空间，乡村在这里无赖式地嘲弄了未来的后现代消费社会。丽丽玛莲大酒店每天在大堂里都要换上一幅不同的标语、口号、俚语、俗语或者干脆就是知心话。在刘震云的叙述中，“这是文雅之后的粗俗，这是拘谨之后的随便，这是珍馐佳肴之后的贴饼子煎小鱼，这是纵欲之后的一点羞涩和大恶之后的一点回头是岸。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悬挂着一条街头标语，不啻在炎热的夏天突然吹来一阵凉爽的风或在冰天雪地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温暖的驿店。” (同上，第36页)

　　乡土对都市的侵入是无所不在的，而且乡土还顽强地抵制着都市的存在，对都市的存在加以扭曲。在刘震云的叙述中，都市都是滑稽可笑的，都是没有本质也没有真实的历史根基表象化的存在。它们在乡土的嘲弄下显出了真实的面目，因为乡土就在面前，它的历史、本质、根源就是乡土，它还能往难里逃逸呢？正如，那个小刘儿面对着瞎鹿，他洞穿了瞎鹿的内在无本质的虚弱，它的无法抹去的乡土根源。小说这样写道：

　　我发现，过去的朋友、现在的影帝瞎鹿在我面前有些矜持。他似乎对我的突然成功也有些猝不及防，不知该调整到怎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不过我没有责备他，我知道这是人之常情。过去抱成团已经形成一个动物圈生物场和气场的一群动物，对突然而至的一头野山羊，虽然明知道要承认它，接受它，它是我们过去失散的一个兄弟；但看着它怪里怪样的神色、动作、迫不及待的心情与眼神，心理上还是一时接受不下。没有外来的这位，我们在一起的心情、习惯、气味、相互多么熟悉，多一个外人搅在中间，相互多么别扭。 (同上，第43页)

　　刘震云反复捕捉的就是这种反讽意味。但在这样一种语言表述中，一方面是极为抽象的哲理，另一方面又把现实融会进去。他对都市生活的表面状态、虚假性和有限性都进行了揭示。他不断要揭示的是后现代式的生活现场的虚假性，揭示它所具有的乡土本质，并带着乡土的愚蠢与狭隘顽强地把“后后时代”拉回到乡土的历史之中。但实际上，乡土的历史也已经瓦解崩溃，结果，刘震云只好在时空错位的场景中来拼贴乡土与后现代时代。对于刘震云来说，既没有单纯的乡土，也没有单纯现代／后现代的都市，只有一个“后后时代”——就是“后”之后，还是“后”。这也是错过的、延搁的、找不到起始也没有结尾的历史，这是一种稗史，无法被纪念与书写铭刻的历史。刘震云的书写既是对现实，也是面向未来，这就是我们已经或者必将处在一个“后后时代”。通过把后现代强行拉进乡土中国，同时也是把乡土中国强行推入后现代场域，刘震云在文学方面无疑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就是把乡土中国的叙事改变成一个后现代的叙事，并且在历史实在性的意义对二者进行了双重解构。就这一点而言，刘震云的意义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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