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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面和花朵》讲的什么？
长篇小说,故乡,乡土《故乡面和花朵》讲的什么？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其三，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瑰丽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也是让人感到震惊的，这也构成它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或者说，表现出它重要的艺术价值。八十年代初以来，传统现实主义的恢复，新写实的兴起，“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就其关注现实生活，表现时代风貌这种精神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人们普遍感觉到，文学的贴近现实以至于越来越现实化，是以牺牲作为文学的重要表现的想象力为代价的，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不足，感到遗憾。在我们读包括刘震云的作为新写实的代表作《一地鸡毛》、《单位》等作品时，一方面为其细腻逼真所折服，但同时也明显感到艺术想象力的缺乏。而《故乡面和花朵》正是对此的匡正。我们随便打开它的某一卷某一章，都可以感受到艺术想象力所辉映的艺术光彩。诸如第一卷第一章写“我”(小刘儿)和俺孬舅骑着“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的毛驴逛丽晶时代广场时对毛驴和时代广场的描写，就充满奇特的艺术想象和夸张；再如第二卷第三章写大腕瞎鹿和巴尔·巴巴的故事时，也充满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艺术想象。这种艺术想象同小说中的调侃，排比式的语言，构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艺术风格。而这，正是一部大气的作品所需要的。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陈晓明，男，1959年2月生。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8年，华艺出版社隆重推出90年代以来最具规模的长篇小说：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一部四卷本的长篇小说，作者倾尽心力写了六年之久，要么是上个世纪末最大的骗局，要么是当今时代最伟大的著作；如果不是刘震云和文学界开的最大的玩笑，那么我们只有承认它是划时代的作品。对此人们依然没有把握。迄今为止，这部遑遑大著已经出版了六年，当年曾经有过专门的著作讨论，随后也有不少研究者殚精竭虑破解其奥秘。但从总体上说，这部如此规模且如此怪异的作品，对其研究探讨显得非常不够，使得这部作品已经濒临被忘却的边缘。我相信刘震云是值得反复读解的，这部作品是值得不断被提起的。正如刘震云本人也不得不放弃经典的梦想，我的解读也必然以对经典的哀悼而告终。
从理论上说这部作品有先锋派的种种特色，也可以说它有后现代的所有思想因素。作为一部如此规模宏大的小说，少有人能从直接的审美经验感受到它的动人之处，这到底是人们的耐心有限，还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刘震云名满天下，文学积累相当丰富，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写作这样一部宏大的作品？这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现象。刘震云当然不是一个胡闹的人，他也声称过自己的认真和严肃。从1991年开始，他就写这部作品，1997年完成，写了整整六年。刘震云当然把自己的这部作品说成是他的创作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当时书还没有面世，他就对他的创作动机作了如下的表白：“《故乡相处流传》对我的写作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并不成熟的它，我开始醒悟写作是海而不是河，是不动而不是动……”也就是说，刘震云通过《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这些作品开拓了小说艺术领域，显然，《故乡面和花朵》则以它200万字的篇幅，变本加厉地发挥了前二部长篇积累的经验和势态，甚至是革命性的飞跃。刘震云认为《故乡面和花朵》和他以前的写作非常不一样。过去的写作打通的是个人情感和现实的关系，像《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温故1942》等，表达的是现实世界映射到他心上的反映，从心里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一种情感。《故乡面和花朵》则完全不同。刘震云说，写作《故乡面和花朵》时，他产生了摆脱现实的任何束缚而写诗的欲望，想进入角色虚拟混沌的虚构空间。确实这部作品的写法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令大家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花这么大的篇幅喋喋不休地在谈论同性之间的关系，谈论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我们文学的叙述始终要回避的那么多的主题，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心理。以往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就是要表现生活的本质规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而他恰恰就是“去精取粗、去真存伪”，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规范进行完全颠倒。最令人惊异的当然在于，他用后现代的方式来谈论乡土中国，他强行把乡土中国的故事推到一个后现代的荒诞化的时空，这是一种恶作剧，还是一种开创？
一、在历史碎片中重绘乡土／后现代图景
《故乡面和花朵》（以下简称“故乡”）无疑是超级文本，这不只是就它的篇幅与容量而言，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文本建构方式，它的一整套的表意方法论活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全知全能的叙述人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有序的全方位控制，来展示历史的客观性存在。现在，刘震云通过对时空的任意处理，以看不见的隐形之手，任意地敲碎完整的历史，把玩那些历史碎片，在时空错位的更具虚拟特征的场景中重新拼贴历史碎片。在这里，刘震云通过把乡土中国强行引入后现代的消费现场。就这一点而言，刘震云是开创性的，他第一次用后现代手法书写了乡土中国，也是他第一次把后现代与乡土中国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现代性文学最大胆的开创。在他之后，阎连科的《受活》才以另外更具历史直接性的方式，把乡土中国引入后现代视域。这一开创迄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所带来的中国文学的广阔前景可能要多年后才会让人们认识到。
这部小说叙事摆脱严格的时空限制，把过去/现在随意叠加在一起，特别是把乡土中国与现阶段历经商业主义改造的生活加以拼贴，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反映乡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转型中，人们的精神所发生的变异。刘震云并不直接去表现那些重大的历史性命题，也不去表现重大的历史场面和事件，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些宏伟叙事。但他有意从侧面关注那些生活琐事，在枝节方面夸夸其谈，用那些可笑的凡人琐事消解庞大的历史过程，让历史淹没在一连串的无止境的卑琐欲望中。这就是刘震云用四卷二百多万字的篇幅为人们提供的乡土中国的“历史图景”——不在的历史。刘震云的叙事如同对历史行使一次“解魅化”（disenchant），失踪的历史因而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喻，使刘震云那些散漫无序的叙述具有了某种思想底蕴。当然，刘震云的整部小说也并不只是荒诞无稽，经常可见一些对人性的内在的复杂性和微妙的心理变化的刻画，这类细节有时也表现出刘震云对人性的某种古典主义式的观察。但就小说叙事而言，荒诞感和对人性的嘲讽，以及毫无节制的夸夸其谈还是占据绝大部分篇幅。在那些看似混乱不堪的表述中，其实隐含着刘震云对一些崭新而奇特的主题介入的特殊方式。例如，对个人与本土认同关系的复杂思考；特殊的怀乡母题；乡土中国历经的奇怪的现代性；对权力与外来文化瓦解本土性的奇特探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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