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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有何积极意义？

秦国,商鞅,国家商鞅变法有何积极意义？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商鞅变法有何积极意义？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我觉得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无非是社会的推进，促进天下的大一统。

毕竟商鞅变法，的的确确是秦国得以统一天下的基础之一，我认为商鞅、管仲、韩非，都是侧重于对人的管理、控制、约束方面的。

大家非常熟知的“商鞅驭民五术”，管仲的“士农工商”，韩非子的“二柄”“法术势”“五蠹”都是把人当成的工具，而非一个有思想的人。就我个人理解，刻薄寡恩的商鞅以及他的《商君书》给带来无非以下几个方面：

1、愚民，统一思想，不允许老百姓思想，也不允许学习，想学习就跟官吏学。

2、使民，奖励耕战，因为从此有了爵位，有功能赏，多劳多得，所以这一条大大的提高了秦国的战斗力和粮食产量。

3、疲民，老百姓都疲于奔命，上马打仗，下马耕种，要么就是徭役，总之不让闲着，因此也无暇顾及别的事。

4、辱民，没有尊严，没有言论自由，都活的战战兢兢，整天不是担心被检举，就是在检举别人。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商鞅，卫国贵族出身，姓公孙，曾称公孙鞅，或称卫鞅，后被秦封于商，故称商鞅。曾在魏国做过小官，后来到秦国辅佐秦孝公，执政二十一年（前359年—前338年），共进行了两次大的变法。由于变法期间得罪贵族，孝公死，商鞅被车裂、灭族。一些历史、文学作品都把商鞅塑造成一位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国日益强大的英雄，一位主张以法治国的先驱，一位最后以身殉国的伟人。然而，实事求是地分析与评判有关历史资料及其生平事迹后，我们得出的是基本相反的结论。

商鞅变法的内容可分成五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加强专制力度，实行恐怖统治。主要手段是：什伍连坐，轻罪重刑、“法胜民”。什伍为军队基层编制，商鞅将它应用于民间村邑，即将民众置于严密的军队式组织控制之下，用全面军事化的措施来对内强化控制。并开乡村邻里间告奸连坐之先河，用轻罪重刑等严酷手段，有效地加强了对全体民众的专制统治。《史记·商君列传》载：“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用流放边境的刑罚来压制舆论，哪怕改变初衷，赞成变法者也不例外，不允许民众有任何议政的权利。

《商君书》的《去强》谓：“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用奸民治善民，结果只能是统治残暴，治狱冤滥。它也是轻罪重刑思想的一种荒诞表现。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认为重刑还是“上爱民，民死上”的体现，典型的法西斯逻辑。《说民》说：国家若用善人管理，罪过就会被隐匿，叫“民胜法”，统治秩序就会乱。国家若用奸人管理，罪行就得到惩罚，叫“法胜民”，国家就会强盛。总之，要把国家统治建立在“奸民治善民”的恐怖控制之中，这样的所谓“法胜民”，令人不寒而栗。

第二，经济上加强国家控制，掌握民生命脉。主要手段是：土地国有、奖励耕织、摧抑工商。“作辕田”明确加强国家土地所有制，使它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下最可靠的经济基础。然后是奖励耕织，一般认为，此措施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实似是而非。《垦令》要求：禁止正当的粮食贸易流通渠道，用提高关税来压制农民经商，杜绝农业方面的商品生产；国家垄断山泽之利，不许人们开发利用；禁止农民从事开设旅店等副业以增加收入，减断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甚至不允许富裕人家雇佣帮工，只要农民“愚则无外交”，并在“重刑而连其罪”的强控制下专一农耕。将农业生产发展建立在摧抑私营工商业和愚民政策等项措施之上，这实在是一种极其狭隘的农耕经济观，是一种强迫生产力只得单一从事农业的短期行为，国家在组织军需生产方面或许会有些“效益”，但必然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国家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套上枷锁。

尤其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一举措不遗余力地摧残私营工商业，严重僵化了社会经济的运转机制，重农抑商遂成为此后统治者长期奉行的国策。战国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时期，它必然对整个社会进步产生巨大影响，如在私有经济的深化、社会秩序的调整、价值取向的改观诸方面促发社会变革。秦国在前378年“初行为市”，然而就在这个起点上，商鞅严厉摧抑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契机扼杀在襁褓中。在东方诸国出现众多商业都会的情况下，秦国这方面的发展却几乎等于零。完全堵绝私有经济发展之路，极其有效地稳固了君主专制统治体制，极大地阻碍了古代社会的正常发展，是一项极为反动的经济政策。

第三，文化上摧残已有成果，力行愚民政策。主要手段是：焚烧诗书，禁止游学。将农、战需要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生活取舍的标准，要求人们除了积极从事农业耕耘与参军作战之外，必须舍弃其他一切社会生计与文化生活，“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之类都在禁绝之例，与“燔诗书”、“禁游学”诸措施配合竭力摧毁当时优秀的文化成果，禁止人口的合理流动，阻隔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将人们的视野局限在极其狭小的天地中，把民智、民力限制在一个极其单调、简陋的世界里。这种政策使本来已日渐活跃、不断昌盛的社会再次封闭僵滞起来，要民众在相当蒙昧的状态下，听任统治者的摆布，无法萌发自己的创造力，把君主专制统治和加强军事力量建筑在牢靠的愚民政策之上。

《更法》中，商鞅认为统治者可以不顾社会之舆论，不管民众之要求，只要自己觉得可以“强国”、“利民”，就可以一意孤行。因为不能与民众讨论事业的开端，只能与其分享成功的欢悦。把民众看作愚昧者，根本不屑一顾的态度，透露出其变法“利民”的说法完全是欺人之谈，预示着其制度改革不会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

第四，军事上增加军备力量，宣扬战争崛起。主要手段是：严禁私斗，奖励军功，迫诱参战。以极大的诱惑力驱使民众去为国家作战卖命，并按军功调整等级爵秩，同时增收军赋，保障军需，大大增强秦国的军事实力。《赏刑》提出：在“壹教”作用下，人们都努力从战，以谋取利益，“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乃至“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将国家民众都训练成战争机器。《画策》吹嘘：“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人的天性应是憎恶战争的，而统治者能使民众乐于战争，甚至看见战争像饿狼见肉，真是不可思议的战争狂人。《荀子·议兵》、《汉书·刑法志》中的一些记载，将秦民生计穷隘，统治者专用刑罚和功赏去强迫利诱民众从战，以保持军事强国的概况，刻画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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