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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择师之道是怎样的？

温故而知新,为师,连续性孔子的择师之道是怎样的？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孔子的择师之道是怎样的？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善者可为师也就是不论白丁鸿儒，有才者即可为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一出生什么都不懂，靠着后天的学习才得到道德与技艺。

社会改良首先在于教育！教育改良首先在于正确确立择师之道！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可以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看出一些道理。“温”有重复意，“温故”即为重识旧闻之意；“故”可以是己所已知（狭义），也可以是世所已存之学问道理（广义）；“而”有递进之意，用以明确“温故”与“知新”间之关系，即以“温故”为“知新”之手段、途径。故，“温故而知新”，即为通过重新学习与研讨，发掘出旧闻已知于当下之新意。其意义有微观、宏观两重：

就微观而言，确立了为人师者之标准，即正师之名。苟不能“温故而知新”，仅能传承些许记诵之学，则为师中之匠，即教书匠也。故《礼记·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1]

就宏观而言，则可谓意义重大。《礼记·学记》又曰：“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2]可见当时之“师”，乃是一传“道”者。

由此，则“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之话题，即可转换为必具备“温故而知新”之能力，方才能够胜任传道之工作。而其所以然者，则可由“道”之基本特性中，找见其答案。

盖，所谓“道”者，亦即今天所言之客观规律，其本身具有两重基本属性：

一曰“不易”，即作为最基本之原理，永恒存在，永恒不变。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于此由物质所构成之时空环境中，所谓规律，归根到底不过是物质间之相互作用之方式而已。故而，无论其外在表现形式为何，其内在之基本原理，必定因为无可变而不变。

二曰“变易”，即虽然其内在之基本原理恒存而不变，但是在不同环境背景之下，其表现出之形式，则是随时空而变化，且常变常新。

正因为如此，传道者才须具备“温故而知新”之能力。因为，面对无限之时空，人生实在渺小而有限，且作为某一具体时空环境中之一份子，一个利益攸关方，其人之思维与判断，又必然要受到进一步之局限。故而，只有通过“温故”才能在一个更大之时空背景中，找到那个作为一切阶段性规律之基本原理，恒久不变之大道。唯寻得且明晰此恒久不变之基本原理，人才能于现实中之诸多选项中，选出一条既能够与之相符，又能与当前之时空背景相适应之当下之“道”，也即新的阶段性之规律，也即所谓“知新”。

换言之，只有通过“温故而知新”，才能保证文化传承之连续性，才能保证对“道”之传承的连续性和真实性，才能够保证所传承之“新”，是有根有源，不与文明之本质相抵触，且因此而能够成为未来之良性基础之“新”。

形象言之，即能够使所传续之文明文化，成为一条连续不断之河流。

反之，脱离“温故”之“新”，就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一条没有源头之半条之河。而此将导致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就其远景而言，有可能将文明之发展，引向某个既难以维系，又可能导致不可逆之灾难性后果之方向。

第二，就其现实而言，既然不需要寻根索源，那么至少在原则上，人人皆可自为源头，人人皆可据一己之认知，建立一己之理论。然则天下公理何在？或者说作为社会稳定之基础之共同价值认同，将如何构建？苟一社会失去其最基本之共同价值标准，则此社会乃至其中个体之安全保障，又将如何建立？

故而，当此种半条之河肆意横流之际，必将如洪水般摧毁整个社会，乃至其中每一个体之基本安全保障。对此，不仅孔子有所认知，而且随着时代之发展，于其后之先秦思想家们，亦对此有着越来越清晰之认识，比如于《庄子•天道》中，作者即明确指出：

“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

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忤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3]

何谓“先明天”？

天即自然，即不可超越之基本原理，所以“先明天”即为于建立一切概念之时，均须回溯到“天”这个本源上来，然后再逐步推衍形成后续之种种内容。否则，就会“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

形象言之即为，离开了根本，失去了源头，则人类就会成为迷失于时空中之孤儿——将忘记自己缘何而行至于此，因此也将难以判断未来又应当向何处去。于是，就会像断线之风筝，只能在当前利益之风之吹袭拉扯之下，东游西荡，纵或走向灾难也茫然不知。

反之，则可见正是以“温故而知新”为治学手段，以“温故而知新”为择师标准，才有效地保证了文化之连续性，观念之连续性，进而于社会发展上，呈现出平滑稳健之局面。后世古代中国，两千多年文脉不断，社会昌盛，其根便在于此“温故而知新”五字之上。

故而，作为传道者之“师”，担负着为时代以及身处其中之人寻找文明坐标之责任；承担着为文化乃至文明之传承，疏通疏浚河道，引万川入一流，杜绝半条之河之滋生、蔓延与泛滥之责任。因此，唯“温故而知新”者，能当之。若否，以自立新说为乐，或以闻新弃旧为常，虽然有标新、逐潮、顺流之光鲜，然而，一来于学问道理上，难免有失精纯；二来于文化传承上，必致断脉绝继之祸。此等样人，焉能为师？

另，若取“而”为并列之意，即既能温习旧闻，又能求得新知，则其人可以为学，却未必足以为师。

选自朱东《论语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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