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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股票随便炒就可以赚钱吗？

集团,国资,股东90年代的股票随便炒就可以赚钱吗？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90年代的股票随便炒就可以赚钱吗？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因为冷门，刚开始兴起，知道的人少，做的人更少，相应的竞争和压力也小很多了，现在就不行了，信息这么发达，什么都透明化了。没有被所谓股灾的救市，没有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没有手机交易的平台（电脑交易也少），那时候，中国电信的股票交易电话费贵死了，没有那么频发的降准降息的利好，没有专业炒股的企业（现在的雅戈尔，可以炒股说是主业），没有自由落体式的下跌……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康得新案: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对于康得新广大股民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投资失利的问题。现在已经转化成一场有正义有良知的股民和一帮贪婪的野心家阴谋家腐败者的一次生死较量。在这一场生死较量中，每一个敢为正义发声、敢于揭露事实真相、敢于和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在“康得新案”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康得集团的作恶程度达到极端，作假119亿，挪用175亿。而在监管层看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越作恶，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就越要被惩罚；而当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侵害达到极端，已经极端受害的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就要面对被赶尽杀绝(退市)的惩罚。

试问:A股上市公司中，有几家能经得起175亿元被挪用？！

试问:如果康得新这样被退市，成了13.5万康得新股民的坟场，那么大A股会不会成为全中国股民的坟场？！

试问:如果这样的康得新应该退市，那么大A股应不应该从全球资本市场退市？！

详细情况请看《从康得碳谷案看康得新，论中小股东所遭受的根本性不公平》(原创： 阿隆财经视角 )

2019年8月27日上午，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就“康得碳谷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案”展开了庭审。荣成国资作为原告，要求法院确认康得碳谷2019年7月19日股东会决议有效；康得新则要求法院驳回荣成国资的诉讼请求。

“康得碳谷案”其实并不复杂，就是钟玉与康得集团作恶行径的再次展现而已。

2017年9月，康得集团、康得新、荣成国资签订《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经过3期实缴出资，康得碳谷全体股东累计出资金额人民币42亿元整，其中，荣成国资实缴20亿元，康得新实缴20亿元，而康得集团则仅仅实缴了2亿元。

这42亿出资分布在三个账户，中国银行荣成支行账户中有21亿（康得新14亿+康得集团2亿+荣成国资5亿），青岛银行威海荣成支行有13亿（康得新6亿+荣成国资7亿），浦发银行威海荣成支行有8亿（荣成国资8亿）。

在钟玉与康得集团的操纵下，康得碳谷加入了北京银行西单支行与康得集团之间签订的《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康得碳谷作为现金归集的成员单位，其资金被实时归集至康得集团在北京银行开设银行账户中，从而致使康得碳谷的资金被划转，康得集团则通过归集划转偷窃了22亿元。

由于42亿出资分布在三个账户、每个账户中都有荣成国资的实缴出资，所以不管康得集团如何归集划转这22亿，康得集团偷窃的都是“康得新与荣成国资的出资”，而不仅仅是“康得新的出资”，康得集团显然要面临来自荣成国资的资金追讨。

对此，康得集团再次恶意应对，把这22亿元中的20亿元，全部当成康得新的出资，然后取消康得新的股东资格，那么荣成国资的资金就相当于没有被偷，被偷的可以被看成全部是康得新的资金，而荣成国资就无需再向康得集团追讨资金了。

因此，就有了2019年7月19日康得碳谷临时股东会的一幕，康得集团与荣成国资一致行动，在《关于解除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资格的议案》投票中，康得集团与荣成国资投了赞成票，一起联手取消了康得新在康得碳谷的股东资格。

就在这样并不复杂的“康得碳谷案”里，康得新最后竟然被取消了在康得碳谷的股东资格。任何还有一点公平概念的人都会疑问，就算康得集团“把偷窃的20亿元，全部当成康得新的出资“，那也是康得集团偷窃康得新，荣成国资有什么理由去取消康得新股东资格呢？

对此，荣成国资在2019年8月27日庭审中出示了这样一项证据：2019年2月10日钟玉签署的确认函。在该函中，钟玉确认于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2月，在未履行康得碳谷内部授权审批程序且未签署任何文件的情况下，将康得集团、康得新全部缴付出资，利用关联交易直接划转给康得新的关联方康得集团及康得世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请注意这项关键的“证据”。本来是康得集团盗窃康得新的出资，在这项“证据”下，却变成了康得新与“关联方”康得集团及康得世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来是康得集团在盗窃并抽逃资金，在这项“证据”下，却变成了是康得新在通过“关联交易”盗窃和抽逃资金。

康得新在“康得碳谷案”里被构造的“抽逃闭环”，与康得新在“康得新案”里被构造的“造假闭环”，是何其相似。

在“康得新案”里，本来是钟玉与康得集团绕过了上市公司的一切治理制度，完全操纵了上市公司的经营与财务，主导了财务造假，并在造假中捞取了最大的好处，巨额挪用了上市公司资金；在监管方的调查中，却变成了是上市公司康得新在主导造假，是康得新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康得集团“提供资金”，从而完成了整个“造假闭环”。

在“康得新案”和“康得碳谷案”里，上市公司康得新都从实际控制人作恶的受害者，变成了“作恶主犯”，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当前的整个监管框架里，监管并不区分是“实际控制人作恶”还是“上市公司作恶”，认为“实际控制人就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就是实际控制人”，如果“实际控制人作恶”，那就严厉惩罚“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

站在荣成国资的角度，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争辩，如果监管就是用这种方式处理康得新的，那么荣成国资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康得碳谷？

康得新中小股东所遭受的不公平，其根源之一就是上述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监管环境。如果上述监管环境的不公平、不公正还不够一目了然的话，那让我们把话说得更清楚更直白些。

在“康得碳谷案”里，假如康得集团的作恶程度少一些，只是盗窃2.2亿，而不是22亿，那么受害者康得新目前面对的将只是被追讨0.2亿；而当康得集团的作恶程度达到极端，盗窃了全部22亿，那么受害者康得新面对的，就是不仅仅是被偷20亿资金，而且还被取消了康得碳谷的股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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