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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北战的统帅左宗棠是如何以家书齐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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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父慈是子孝的前提，左宗棠齐家身教言教并重

中国流行一句话：以“孝”治天下。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对父亲的要求，父慈是子孝的前提。家书告诉我们，左宗棠齐家，身教胜于言教，身教言教并重。如果说自己的故事和心路历程是身教，那么他对儿女的关切和教诲，常常流露笔端，溢于言辞。对孩子，他把做人放在第一位，要求孩子首先要做好人。他反反复复地讲，要做好人。什么是好人？他要求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学习先贤，做“古时圣人豪杰”；何为圣人豪杰？他的标准是“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应该树立什么人生目标？他现身说法，“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谚云：富贵怕见开花。我一书生，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惟常尽力，以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做我一生应做之事，为尔等留些许地步”。读到这里，让人想起曾国藩的“求阙”之说，曾氏认为最美好的时光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心是相通的。“上报国恩，下拯黎庶”，视富贵如浮云，他们的人生目标和富贵观念不谋而合。

如何做一个好人，左宗棠教育子侄：“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第一，“要读书”，“刻刻念念以学好为事，或免为下流之归”。他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说：“尔等更能蕴蓄培养，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学，则诗书世泽，或犹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日渐灭殆尽也”；第二，读书不只为做官，读书是为了使用，为了做事。在科举道路和读书的关系上，他要求孩子做实事、立实功，他为左氏家庙所撰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求子孙“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否则，“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他从不鼓励孩子一心攀登那个僵化死板的科举台阶。第三，要勤俭。同治元年（1862年），他给儿子写信：“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尔曹年少无能，正宜多历艰辛，练成材器，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他身居高位后，并非没有钱，但为了保持寒素家风，告诫子孙以“清苦淡泊为妙”。

家，人格的摇篮，人的灵魂无以遁形的神圣殿堂俗话说，家人眼中无英雄，在家庭里，一仰一俯，一呼一吸，一笑一颦，一言一语都是自然而然的，父母在家人面前总是比较真实的，长久地装是装不像的。家也是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专制、偏心、溺爱、懒惰、贪心，各个小家庭，一个大家庭，常矛盾重重，错综复杂，也是难以搞清楚的地方。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田余庆先生的夫人、我的经济学老师李克珍教授跟我说了一句话：夫妻生活、家庭生活，最能暴露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这句话我记了几十年。家，既是人格的摇篮，也是人性成长的伊甸园，还是人的灵魂无以遁形的神圣殿堂。

左宗棠作为一个南征北战的统帅，用“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形容都不为过；特别是后期，作为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可以说身心疲惫。他曾在信中告诉家人，行走要借助拐杖，但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无论多么错综复杂，无论如何征战疲倦，他对远方家人的思念关怀都不曾减少，他的家书如鸿雁飞过万水千山，到那间居住着亲人的屋子，到那些与他血脉相连的亲人心中。一个统帅、一个英雄、一个圣贤、一个书生，这些家书谱写了他伟大人格的颂歌，将永远映照着千千万万为夫为父的人们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晚清名臣，自曾国藩灭太平天国起，汉臣已经成为晚清国家支柱，曾国藩，李鸿章练新军，兴洋务，左宗棠收复新疆，清朝又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回光返照，然世界大趋势以变，科学技术的发展，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本，左公家书，虽立意高远，完全符合一个儒家学者的道德标准，修身齐家可以，平天下则已经落后于时代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他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

这些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

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

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

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

三试不中，左宗棠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

但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似乎并不甘心就此隐世。23岁新婚时，左宗棠写下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1830年，左宗棠拜访长沙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贺氏“以国士见待”。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非常喜爱左宗棠，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俩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1837年春，左宗棠的同乡——两江总督、经世致用派代表人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看到县公馆的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印心石牵涉到陶澍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后“激赏之”，经知县引见与左宗棠见面。

陶对左“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左宗棠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澍欣然应允。

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后曾绕道拜见陶澍。临别时，陶提出要将年仅五岁的独生子陶桄许给左宗棠为婿。左宗棠开始任陶桄的教师。

家书以其真实性成为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手史料，得到史学家的重视；以其亲切私密的风格，为广大读者喜欢。家书是左宗棠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独特门径。近代以来史学界不乏家书出版和研究成果，如《清十大名人家书》《中国历代名人家书》《湘军四大将帅家书精选》等等。在《左宗棠全集》中，左宗棠家书首次全部收录。晚清以来重要的湘军将领、湖南名人的家书研究成果很多，对左宗棠的家书研究也有专著，也有博硕论文。但是大多数成果偏向于学术性，通俗性大众性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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