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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士族,家训,士人中国古代，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中国古代，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问题补充： 在中国古代，有关士的描述有很多，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那么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由士族社会到士人社会

唐宋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由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士族社会”演进至宋代的“士人社会”，二者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是由“族”到“人”的变化。“士族”的称谓，显示这个群体是以“族”为背景，带有世袭的特质；“士人”的标识，显示的只是个人特定身份，不能传袭。这也是贵族社会与庶民社会中士人的最大区别。

隋唐的士族阶层是由两汉世家大族发展而来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重用读书人，到魏晋时士人之族逐渐形成为士族。士族是文人贵族，他们比军功贵族传世更久远。士族垄断了文化和教育，以其优雅门风和家学因袭区别于其他凡庶阶层，享有显赫的社会声望。他们有着官方谱牒的身份认证，不与庶人通婚和交往；通过九品中正制，享有出仕优先权、族人的恩荫权和免役权。宗族的地位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宗族的背景影响了人们的仕途命运，这一时期是唯出身论的时代。士族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控制着地方。

但是，士族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五代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踪影，有些家族并非没有后人，只是他们不再世代为官，不再冠带传家，不再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科举制使士族丧失了选举的优先权和文化的垄断权，旧士族的卖婚求财使其儒教门风颓废不振，宗族的血亲凝聚力又在战乱中受到致命的打击。记载士族世系、维持士族制度的官私谱牒也多毁于战火、散失殆尽。士族谱牒的散佚与其学说的衰落，表明了士庶界限的泯灭，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

科举取士制度在唐宋之际士族贵族没落和新兴士人阶层的兴起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科举规模的扩大，社会上读书人越来越多，科举出身的人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通过科举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士人阶层，士人身份的自我认同也越来越强烈。同时，摆脱了士族控制的民众，在文化普及和识字率提高的社会背景下，民众的自觉意识日益强烈。宋代既是士人社会，也属于庶民社会。

科举制与士人社会的形成

在士族社会，国家对地方的治理是通过士族间接实现的。士族制瓦解后，中央与地方之间出现了“权力真空”，唐末五代军阀割据势力曾短暂填补了士族留下的空白。宋朝结束了武人飞扬跋扈导致地方割据的局面，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使得皇权直接面对基层民众，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新局面。

旧的士族政治瓦解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空缺由谁来填补？治理天下是直接面对基层民众，还是依靠新兴的士人阶层？这是宋代统治者要考虑的问题。北宋政治家文彦博曾告诫神宗皇帝：“朝廷要始终明确，‘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文献通考·职役考》）治理天下特别是在地方治理上，不能直接通过百姓，还是要依靠士大夫来实现。

[宋]《十八学士图》

实际上从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已认识到，由科举考试选拔上来没有地方势力背景的文人学士，可以成为王朝依靠的新生力量。端拱二年（989年）宋太宗亲试举人，就明确表示：“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文献通考·选举》）科举考试就是为“士流”所专设，不容其他杂流冒滥。宋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使民众相信可以通过读书识字和个人努力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官员队伍，从而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唐朝参加科举的举子是以千的基础计数，到宋朝参加各级的科举考试动辄每年有数十万人。尽管科举录取的人数比例相对较少，州试、省试、殿试录取的举子、未录取的应试者以及准备应试的读书人，呈现出金字塔级的比例，由此形成了庞大的新士人阶层。

宋代的士人阶层，虽然也属于士人群体，但与以往士族贵族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依靠个人的努力，掌握文化和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官僚集团。宋代的社会结构与官僚政治同中古时期有很大不同，宋朝把官员的家庭称为“官户”，不再具备以往贵族所拥有的与生俱来的世袭特权。他们可以使家道久远，但必须不断地努力，保持着诗文传家的门风，经由科举之路进入仕途。相同的科举经历和文化背景，使得宋代士人群体的自我认同意识趋于一致。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宋王朝要用新的士大夫官僚政治，取代以往的士族贵族政治，开启一个新的士大夫治理地方的时代。而士人群体自身，也有着肩负“治天下”的历史使命感。宋代士大夫如何推行“治天下”的理念？当然还是文教治国，通过修身齐家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其实现途径，以蒙学家训推动文化的普及和教化的深入，恢复改革宗族制度以适应庶民的需求，倡导乡约制的乡村自治实践。

以蒙学家训开展“训俗”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

士大夫承担起文化普及和推行教化的责任，通过蒙学和家训著作的撰写和传播，推动普通人家的读书识字与修身齐家。按宋人的说法，此为“训俗”治天下。文化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离不开蒙学的推广。蒙学也就是“小学”，是“修身”之始。有名的蒙学读物历来流传久远，如汉代的《急就章》、北朝的《千字文》、唐代的《太公家教》等，但是蒙学著作撰著在宋代最为繁盛，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蒙学“三百千”中，《百家姓》《三字经》两部就是在宋代产生。同时，一些著名的家训著作也经宋代学者的提倡，与蒙学读物一起流行开来。

家训著作本来是以往士族社会贵族齐家教子的产物。到了宋代，家训著作并没有随士族的消亡而消亡，而是被继承下来，成为士大夫的教化训俗之作。但家训的写作和内容上前后有很大的差别，由雅到俗的转变，宋人撰写的家训著作更与蒙学读物风格相近。如将称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与号称“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对比，可以清楚看到其间的不同。《颜氏家训》成书于隋初，书中引经据典、哲理深奥，除了谈修身处世、治家教子外，也讲辞章考据、儒释玄道，于治家、治学均有益处，家训内容侧重于士族贵族之门。成书于南宋初的《袁氏世范》，相比之下则显得浅俗的多，内容上侧重于常理上的说教，语句上一言再言、反反复复，着眼于一般人家的家庭琐事与人之常情，向“田夫野老、幽闺妇女”介绍治家处世与教子的道理。其写作的基点是在于俗人俗事俗务，与《颜氏家训》的“绍家世之业”之作不一样。后世众多家训的撰著，更多的是受到《袁氏世范》的影响，多是“训俗”之作。

宋代的士大夫对于编纂蒙学与家训著作有着极大的兴趣，花很大精力去写作训俗著作，这是以往不常见的现象。如司马光热衷于宗族教育，编辑写作《家范》《涑水家仪》；朱熹著《家礼》《小学》和《童蒙须知》，使得他在家训和蒙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小学》和《家礼》，元明清学者注解、改编、增益此书的著作超过百家，而《家礼》还借助政府的力量推广到全国。《家礼》一书是在司马光《家范》的基础上，将家族的礼制、礼仪进一步规范和具体化，永乐年间明廷将它颁行天下，成为很多家族制定家规、家礼的范式。朱熹在后世的盛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部训俗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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