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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有何异同，谁的境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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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有何异同，谁的境界高？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北宋大文学家范仲淹与欧阳修是至交好友，两人又是推行新政的政治盟友。庆历年间，范仲淹带头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后来改革在保守派的阻挠下失败了，范仲淹被贬邓州。欧阳修上书为范仲淹鸣不平，结果被保守派诬陷他有乱伦行为，导致他被贬滁州。

范仲淹与欧阳修被贬后，各自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更为巧合的是，他俩在各自的作品中都提到了“乐”，看来两人真是心有灵犀的一对好友。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那么两种乐，谁的境界更高一些呢？

居士我认为，范仲淹之乐与欧阳修之乐是同一种乐，只是范仲淹着眼于宏观，而欧阳修着眼于微观。

我们先看范仲淹：

在《岳阳楼记》的的最后一段，范仲淹叙述了“古仁人之心”，其实也就是范仲淹自己的心思，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在朝堂之上时为百姓忧虑，被贬黜而离开朝廷时为皇帝忧虑。

范仲淹时时都在忧虑，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范仲淹写下了那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说，只有当天下人都快乐时，范仲淹才会快乐，这体现了范仲淹心怀天下的志向。范仲淹真正快乐的时候，必然是海晏河清，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之时。

我们再看看欧阳修：

在《醉翁亭记》中，欧阳修描写了滁州人跟随着欧阳修游览琅琊山时的情景：“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一派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游人们十分快乐。而在醉翁亭中，欧阳修与宾客们宴饮喧哗，觥筹交错，同样十分快乐。

不过，游人们跟着太守游览琅琊山很快乐，却不知道欧阳修为什么快乐。欧阳修的乐是“乐其乐”，也就是因为游人的快乐而快乐。为什么游人快乐，欧阳修就快乐呢？因为这说明滁州在欧阳修的治理下欣欣向荣，百姓生活富足，才有闲情逸致去野游。居士我想到了《论语》中曾点所说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何等美妙的境界。

可见，不论是范仲淹还是欧阳修，他们快乐的基础都是百姓的幸福安康。只不过范仲淹着眼天下，希望看到天下人人快乐，他才能真正快乐。而欧阳修只着眼于一州，只要自己治下的百姓快乐，他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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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欧阳修的“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其实是代表着中国文人两种强劲的价值取向与人生选择。

范仲淹是为国、为家、为黎明百姓，欧阳修的醉翁则选择“大隐隐于市”。归根结底，是儒家与道家两者内在价值的区别。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读书人的理想，也是儒家人精进的目标。修身、齐家算不上难，难就男仔治国、平天下。后两者，需要爬到足够高的位置，手中能调动足够的资源，才能实现。位置越高，责任越大，但凡出现一点差错，就能满盘皆输。且身处高位，必然会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

历史上能做到这点的，必然有超乎常人的胆识、见识，都是坚忍不拔的改革家。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主要内容是澄清吏治，如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措施，旨在解决北宋官员冗余、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庆历新政改革的对象是旧贵族与官员，自然遭到重重阻挠与疯狂反扑。庆历新政最终惨遭失败。

历史上像范仲淹这样的人，不胜其数。如韩愈、王安石、张居正、海瑞、林则徐、谭嗣同等，这些人都是鲁迅所言的“民族的脊梁骨”。有这些人，国家或民族才能屹立不倒。

欧阳修写作《醉翁亭记》时，庆历新政已经失败，他也因新政的原因被贬到滁州，做了太守。从京官到地方官，欧阳修内心的抑郁，可想而知。

他纵情于山水，不过是为了抒发内心的苦闷。欧阳修当然不是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而忧郁了。说实在的，在北宋时期，一个地方太守，若是要贪墨的话，赚得钱可比京官要方便得多。他心情郁闷主要的原因，还是庆历新政的失败。

寄情于山水或归隐田居，是封建社会里官员政治上失败后的主流选择。封建社会的权力斗争极其残酷，稍有不慎，就会身死家灭。失败后，能保全自己，已然是件极为难得的事。像老子，看到春秋乱世，自己无力改变，便骑青牛出函谷关；陶渊明前期还励精图治，后来实在是东晋的政治太黑暗了，自己一个人玩不动，便归隐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