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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世界经济危机,都是美元在转嫁危机,为什么美元地位很难撼动?
美元,美国,货币每次世界经济危机,都是美元在转嫁危机,为什么美元地位很难撼动?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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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融资战略,政府则可以避免进行资源再分配。当出现国际收支赤字时,中央银行就出售外汇或对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吸引短期资本的流入。为减少一个国家来自国外的净流动资本的变化对国内购买力造成的负面影响,它们在国内政府债券市场进行公开操作,调整对私有银行准备金的要求或流动性的比率。在为弥合国际收支的缺口调整公共的和私有的资金流的同时,政府努力使收入、价格、现存的外汇供需明细表以及现行汇率保持不变。
在国内政治中,融资的选项比调整的选项更受欢迎,因为它不涉及收入和价格变化,调整产生的影响更小。不过,选择融资战略要求政府能获得大量国际上接受的流动性较强的资产。美国的中长期国债或短期国债在这时就变得很有用 ,因为美国金融管理机构在国内市场上公开操作持有大量的政府证券,由于美国能够经常向外国出售以美元为主的债务,它在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时,有能力创造融资选项所需要的资金流。“善意忽略”的作用,是为美国消除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压力,否则美国必须要处理国际收支中的逆差问题。由于美国必须通过国际和国内借贷来弥补经常帐户的赤字,延迟调整就为不断增长的经常帐户赤字打开了一条活路,其代价是联邦债务的不断增加。在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税问题和国际收支不平衡调整机制中的“善意忽略”问题极大影响了美国国内相关行动主体的行为。
▍政策自主权,预算赤字以及联邦债务
战后金融秩序中的铸币税问题使美国政府养成对政策自主权和行动自由的强烈偏好,使它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不用担心外界的压力。美国对政策自主权的偏好尤其反映在国防开支、减税和社会支出这3个方面 ,在这3个政策偏好上,国防开支得到两党的一致支持,其中共和党更支持减税,民主党更支持社会支出。
最受美国政府保护的政策自主权领域首推其全球战略目标。战后,美国发动了几场战争,包括朝鲜战争、越战、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如图1所示,战争费用大大提高了国防支出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美国的战争融资中,最初对战争费用的估算总是不及实际支出。尽管行政部门常与国会发生龃齬,但它严重依赖追加拨款来为军事冲突提供融资。这些拨款的数量并不受年度总预算的限制,因此它往往掩盖了年度预算赤字的实际规模。此外,美国政府为其盟友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海外军事基地也耗资巨大。1958~1973年间的4届美国政府虽然都担心海外军费开支会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它们从未在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方面回避自己的责任。
图1 1950~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在国防与主要战争中的费用
注:战争费用仅包括2008年6月30日颁布的战争拨款法案的金额。以美元现价计算(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国防支出与GDP: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历史表格:美国政府预算,2010财年;战争军费:斯蒂芬﹒达盖特,美国主要战争支出,国会研究服务处,2008年7月
减税是美国政策自主性的另一大主要目标。它始于肯尼迪政府,并得到约翰逊政府在其大部分任期内的支持。后来的共和党政府,尤其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也大力支持减税。 如图2所示,在这两届共和党主导的政府任期里,减税对政府收入的影响非同寻常。对分红、利息、资本收益、遗产、馈赠以及企业利润等方面的征税,被视为事关企业家阶层的命脉。共和党的减税立场得到两个不同版本的供应学派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早期版本把劳动力扩张和技术革新视为固定要素,认为减税能够扩大资本支出,反过来又能促进产能。与之相反,后期版本认为减税和技术革新以及这种革新带来的经济潜能会超过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支出带来的潜能。
图2 美国大规模减税的收入效应
注:以美元现行价格计算(单位:百万美元)。收入效应以两(1970~1977)和四年平均(1978~2006)数值为基础。
社会支出是美国政府第3个政策优先领域。如图3所示,从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提出“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开始,美国政府社会支出开始迅速增长。一旦社会支出具有政策优先权后,很难再做出改变。 约翰逊之后执政的共和党也接受了这个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政治前提,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里根上台。尽管以里根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反对社会支出,但大规模的社会支出并未仅限于民主党政府。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W·布什都对社会项目进行了大量投资。“伟大社会计划”的设计者最初主要希望给穷人创造参与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伟大社会计划”出人意料地扩大了各种收入保障项目,促进了福利型项目的出台。
图3 1950~2008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支出
注:以美元现行价格计算(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OMB(2010)
美国政府对政策自主权的强烈偏好体现在它经常同时追求多个成本巨大的政策目标。 以下4届美国政府的例子显示:美国政府经常是一方面进行导致政府收入减少的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又同时发动战争或者大规模提高国防开支;或者是一方面扩大战争规模,另一方面又大幅度提高社会支出。这种过度开支无疑导致了政府预算赤字和联邦债务的迅速增加,易如反掌的融资和填补赤字与债务的需要为流动性过剩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约翰逊政府不仅扩大了越南战争的规模,上马“伟大社会计划”,同时还拒绝增加税收为它们融资。 1960~1965年间,美国国防开支的年平均增加额仅有1.5%,美国政府预算开支总额的年平均增加额仅有5.1%。等约翰逊扩大越战规模和推动“伟大社会计划”之后,美国国防支出的年平均增加额变成18.9%,非国防支出的年平均增加额为13.0%。在约翰逊执政期间,新立法和国防支出的决策根本不与预算准备工作进行协调,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国防决策根本不通报给约翰逊的经济顾问。越战让国防支出迅速增加。在战争期间,约翰逊又极力避免放弃自己雄心勃勃的“伟大社会计划”。同时追求“大炮加黄油” (guns-and-butter) 必然要面临一些障碍,而约翰逊选择尽量无视或者否决这些障碍。由于这些障碍在财政和预算的政策过程中显示得最明显,约翰逊在执政后期索性选择绕开这些政策过程。这种没有限度的政府支出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极大地打击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这是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主要因素。
在里根政府时期,联邦预算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国防。里根认为,如果退出任何国防政策已经确立的发展目标,都将给苏联发出错误信号。 即便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国防支出每年平均也高达3900亿美元(以2000财政年度的美元计算),而卡特执政时期平均只有2640亿美元。这个国防开支水平仅次于1952~1953财年的朝鲜战争预算和1968~1969财年的越南战争预算。不仅如此,国防支出如此大幅度的增加又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同时出台。政府平均支出占GDP的比率从从卡特政府期间的21.2%提高到里根第一届政府期间的22.9%。与此同时,税收则从18.8%减少到17.9%,这两者加在一起导致了相当于2.6%GDP的联邦债务。里根却认为“我们面对的赤字既不是来自国防……也不是来自减税。事实上,我们的赤字来自于对国内支出预算失去了控制”。他在两个任期内大力削减社会支出,把社会支出总额占GDP的比率从13.7%降到12%。然而,由于国会的抵制,这些努力未达到他的预期效果。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采取“里根经济学”导致联邦债务的急骤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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