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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资治通鉴,的人,历史《资治通鉴》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我今天主要想谈另一种《资治通鉴》的读法，也是我给复旦非历史专业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资治通鉴》导读”的主题内容，是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

什么叫思想史的读法，思想史读法的基本立足点在哪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历史学家的头衔，其实大家不要忘了，回到司马光生活的那个时代，回到当时的场景中去，他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家。司马光可以说是宋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他都参与。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张。司马光所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法行不通。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北宋首都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而这十五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

从《资治通鉴》的编修受官方资助开始，到编修完成，前后十九年，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洛阳定居时完成的。大家想想，一位关切时事、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他在编修历史的时候，难道就像一位普通历史学教师这样，仅仅是在讲述历史？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语言有些夸张，但基本立意是成立的，那就是，《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它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司马光在讲自己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的时候，说“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我们知道，在编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当我们对《资治通鉴》进行认真的解读，会发现，《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这句话恰恰相反。为什么是相反的？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资治通鉴》在刘备出场时，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描述。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甚至带有些流氓性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我们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那么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

而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问题、君臣关系问题、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等等，《资治通鉴》都有涉及，而这些话题的讨论，看上去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是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我讲的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那这部书就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这才是它最本质的东西。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比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有全文，而《资治通鉴》中的就短了很多，那问题就来了，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一旦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发现这些问题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我们知道，汉代儒学的基础在于天人感应，皇帝的权力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灾字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

我们今天讲革命，是想到农民伯伯去攻打县衙之类的，而古文中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但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也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要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是不行的，所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为什么理学会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用今天的话讲（可能不太准确但仍然接近本质），宋代学者的理性思维要比前人们强得多，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是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的。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就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

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关键在于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宋代的皇帝挺不错，非常配合学者们的这种讲法。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就是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佛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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