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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肺炎已经爆发，外贸境况不佳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化解？

疫情,中国,全球全球新冠肺炎已经爆发，外贸境况不佳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化解？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第二重冲击：防控疫情导致的总需求萎缩 当前全球市场担心的问题早已不再是中国能否复工，而是新冠疫情对总需求的冲击。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各国政府被迫采取各种防疫措施，也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担忧。全球多个股票市场连续暴跌。就连习惯于高估全球经济增速的IMF也表示，2020年全球经济会比2019年更差。 目前来看，对总需求冲击的判断比较困难，市场预期也比较混乱，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各国的防疫抗疫理念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所采取的措施仍在不断变化。不同的防疫抗疫对策，带来对需求的冲击也会不同。 如果根据严格的程度，对各国防疫抗疫的对策做一个光谱，则中国在光谱的一个极端，美国的初期反应在另一个极端。由于有2003年SARS疫情的前车之鉴，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包括封城、停产停课在内的严厉措施，这种抗疫模式能够较好地控制疫情，但由于抑制消费、限制人员流动，对需求带来的扰动也更大。韩国采取的对策和中国较为相近，效果也大体类似。反之，如果采取更为放任的对策，看似对经济的扰动更小，但疫情的扩散会更迅猛，后期需要用更多的补救措施，目前的意大利和伊朗就是这种情况。 许多国家最初的态度更接近美国而非中国，但从现有趋势看，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改变立场并朝着中国的方向移动，甚至美国政府也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应对措施。这意味着接下来防疫抗疫措施对总需求的抑制效应会越来越强。发达国家大多以第三产业为主，消费占GDP的比重更高，因此限制人员流动和关闭公共区域会对本国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发达国家需求下降意味着外需下降，国内经济压力自然增加。 随着疫情的发展，对需求影响更大的一个因素是各国对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发达国家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体系，拥有强大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其医疗体系的韧性和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一旦这些国家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并全力启动传染病的防控体系，控制新冠疫情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这些地区尚未出现集中爆发的情况，要比中国在疫情初期面临的治疗压力更小一些。 真正可能出现重大问题的是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利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民健康覆盖指数（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dex，简称UHC指数）来衡量各国的基础医疗能力。该指数的构建涉及多个方面，且受限于部分国家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真实性，并不能直接比较各国医疗水平。不过，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该指数更适合于衡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基础医疗状况。我们结合UHC指数和各国的贸易状况，综合评估各国面对的疫情风险敞口。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国的UHC指数大概是79。如果以此做为界定防控能力的分界点，那么除中国以外，所有UHC值不超过79的国家的贸易规模总和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约30%，这些国家在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大约是35%。也就是说，中国的外需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或许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妥善应对疫情。这些国家一旦出现问题，会让中国的外需变得更加疲弱。 第三重冲击：资产负债表的短期恶化 新冠疫情除了会给供需造成冲击，还会给资产负债表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是相对隐性的。新冠疫情可以通过两种机制直接影响到社会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一是防控疫情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停滞，各部门在短期内会因此承担相应的流动性损失，这会直接体现在资产端流动资产的额外消耗。二是金融市场在恐慌情绪下出现抛售行为，并导致资产价格快速下跌，这会让各部门相应的金融资产价值缩水，减少资产价值。 第一种机制下，各部门承担是流动性损失，而非实际损失。后期可以逐渐用新增的流动性弥补这部分缺口。这一点在中国体现的比较明确。为了防控疫情，中国经济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暂时停滞。在这期间，多数经济主体没有创造任何经济价值，或者说没有创造GDP。我们用生产法粗略匡算，由于完全停工和效率损失，2-4月期间大约会损失掉25-30天，共计8万亿元。 其中，部分上中游工业企业受到影响较小，这些工业企业在第二产业中的占比大约是30%。部分服务业没有受影响，比如金融业和网上消费，这些企业大概可以占到第三产业的50%。再结合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最终得出疫情带来的流动性缺口大概有4-5万亿元。这些不是实际利润损失，而是现金流损失。部分企业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现金流去补充其他部门的现金流，或者说是用资产负债表的变动去补偿现金流量表。 受疫情影响，政府的税收及其他收入会减少，银行也会遭受一定的利息损失，但主要承担这部分流动性缺口的还是企业和居民两个部门。对居民部门来说，不可能通过增加负债来弥补现金流缺口，只能消耗储蓄。企业部门可以消耗当前的流动资金，或者从金融部门获得短期贷款。无论何种方法，两部门的杠杆率短期内都会被迫增加。 根据2019年的数据推算，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每月净现金流增量约5000亿-6000亿元，这就意味居民和企业部门要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至少需要6-8月的时间，也就是持续到2020年三季度。在此期间，居民的耐用品消费和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都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近期金融市场剧烈调整导致的资产价值缩水会直接冲击到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美国的401K计划将居民部门的养老金与金融市场直接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暴跌或许会让居民部门养老金账户缩水，进而影响到当期和未来的消费支出。这对美国经济会造成直接冲击。目前这部分影响的量级不易估算，因为事情尚在发展，但只要金融市场不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平静并回归过去的水平，实体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受损，就需要花时间来修复。 无论何种机制造成的资产负债表损失，最终都指向一点，即在失去了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的支出动力之后，能够弥补需求缺口，稳住总需求的力量只剩下政府部门。从经济周期看，新冠疫情打断了2019年底呈现出的全球经济弱复苏进程。如果此时政府部门不能填补这部分需求缺口，推动经济复苏，那就意味着经济在底部的时间被迫延长了。这将是实体经济最难熬的阶段。 第四重冲击：全球化退潮 新冠疫情是全球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2020年3月12日，G20第二次协调人会议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协调人关于新冠肺炎的声明》，一致同意将使用所有可行的政策工具，包括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措施，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虽然这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但全球经济合作的处境已经和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大不一样，新冠疫情可能不仅无法促进各国之间的协作，反而会加剧全球化的退潮。 加强全球经济合作，需要几个关键因素：领导者、多边合作的平台和国内的政治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直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推动全球经济合作的领导者是美国，美国试图通过全球经济合作推广其支持的规则和制度；推动全球经济合作的平台既有传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也有新兴的G20峰会，还有各种专业性的多边组织；推动全球经济合作的国内政治力量包括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跨国公司，而普通民众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好处，对全球化总体持正面态度。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民粹主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都冲击了全球合作的基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数次挑战国际秩序传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美国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支持多边合作。传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迟迟无法推进改革，其合法性大打折扣，而新兴的G20平台则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尴尬局面。西方国家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丛生，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进一步导致其国内政治力量的极化和对立。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期，人们会更加乐观，也更宽容开放，但在经济相对低迷时候，人们会变得更加悲观，也会更加排外封闭。激进全球化的民意基础不复存在。 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新兴传染病，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人口和货物的流动性不断提高，这也使得疾病的传染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在缺乏更好对策的情况下，隔离是防范疫情的无奈选择。可以预见的是，即使疫情消失，各国也会在对人口和货物的跨境流通方面施加更为严格的管制。在面对疫情的挑战时，各国由于采取的对策不同，也有可能出现互相指责、互相防范的情况。疾病的传播，也很容易伴随着对特定人群的“污名化”，导致更多的歧视和排斥。在这种情况下，新冠疫情可能会成为继全球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之后的对全球化的又一次冲击，全球化退潮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从历史的长视角来看，这是一次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结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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