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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诺兰《蝙蝠侠》三部曲前两部，对第三部感到恐惧，不敢看了，为什么？

蜘蛛侠,这一,蝙蝠我看了诺兰《蝙蝠侠》三部曲前两部，对第三部感到恐惧，不敢看了，为什么？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问题补充： （本人高二）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哥谭市是一个犯罪之都，每天都有无数的抢劫、盗窃、敲诈、勒索。整个城市中黑帮横行，警界与政界的高层深陷腐败。一个晚上，哥谭市著名企业家托马斯·韦恩带着妻子和孩子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歹徒袭击，他与妻子中枪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孩子，而这个叫布鲁斯·韦恩的孩子就是日后的蝙蝠侠。

在原漫画和电影的设定中，蝙蝠侠是一个半神/类神(Demigod)的存在,没有任何的超能力，但靠着自己是个富二代购买装备铲除罪恶。蝙蝠侠的故事算得上是一个当代神话，但在诺兰的故事建构中，这一神话叙事遭到了无情地解构。蝙蝠侠的半神身份与早先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等确实有一些共同点：蝙蝠侠必须时刻面对—以荣格的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被早年黑暗经历所建构的“原型”(Archetype)所统治的自身这一心理障碍；而赫拉克勒斯则必须不让自己血液里“被诅咒的疯狂”发作。半神都是不完美的，但与接受奥林匹斯的指引完成十二项任务，最终死后升上奥林匹斯山的赫拉克勒斯接受的成神之路不同的是，诺兰镜头下的蝙蝠侠经历的一直都是一条半神之路。在三部曲的一、三两部中(这两部有着相当程度的联结)，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蝙蝠侠都提到过这样一句台词：“我所做的定义了我是谁(What I do defines me)”。也就是说，“蝙蝠侠”这一称谓与排他性强烈的神格相比较，不过是一个可以被继承的名号(见第三部结尾)，一个布鲁斯·韦恩自己口中被这座罪恶之都所需要的象征(Symbol)。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正是用了这一象征身份来展示一个世界的道德与秩序，而他展示的途径是通过无数的冲突铺开的。这使得在对这一世界的阐述中，蝙蝠侠的敌人们成为了不得不提的人物。在诺兰的三部曲中，主要的反派包括稻草人，忍者大师，小丑，双面人，贝恩和忍者大师的女儿(猫女在电影中是一个边缘反派)，基本保持着每一部两个boss的节奏。

这些反派虽然名字纷繁复杂，但是他们身上其实有着一项类似的特质。如果用关键词总结的话，那就是“混乱(Chaos)”。在讨论诸位反派对这一特质的理解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第三部当中开局五分钟就被硬点了便当的中情局探员小指头先生，曾经在蝙蝠侠以外的虚构世界里对这个词有什么样的理解。“Chaos isn’t a pit. Chaos is a ladder. (混乱并非深渊。混乱是阶梯)”。在《权力的游戏》里和瓦里斯的对手戏中，小指头的这一态度代表了对于混乱的一种工具理性。在小指头的自述中，他早年一直没有办法在“别人的规则(Their rules)”中取得成功，故而他将混乱作为打破这一规则的工具。

第一部中的忍者大师和他手下的稻草人同样认同的是这样一种工具理性，只不过目的与小指头不同罢了。在忍者大师与布鲁斯·韦恩的交谈中，忍者大师提及其手下的“影子联盟”致力于重建平衡，也即恢复一个道德堕落的城市的道德。他们的地位近乎于第三方观察者，持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和最终的决断权。这里的叙事带有相当强烈的宗教意味，忍者大师及其组织被赋予了神格，拥有毁灭和重建的能力(比如希伯来圣经中的索多玛与蛾摩拉，和第一部中所提到的罗马与伦敦)，而“混乱”则是其用以重建的工具。忍者大师所期望制造的混乱，是以稻草人制作的致幻性神经毒剂来唤起根源性的恐惧，然后在自卫和逃离这两种原始本能驱使之下实现一次霍布斯式的清洗与道德叙事重建。但此种介入本身存在着极大争议。首先作为介入的观察者，忍者大师与影子联盟的标准本身是主观的。“道德堕落”这一触发介入的条件只是忍者大师本人的判断，而这一判断是否合理是绝对模糊的。其次，重建道德叙事具有相当的风险，在规划这一叙事的过程中，忍者大师和影子联盟并不会介入，而这种外部控制力的脱离可能使得自然建立的这一叙事缺失合法性，而社会不断地陷入重建的过程中。这种激进政治意识形态带来的就是一道“降临派”还是“拯救派”的选择题，但对于作为秩序象征的蝙蝠侠来说，陷入无尽混乱的风险是他不愿看到的，所以他给出的回答是“去他喵的三体，劳资来拯救世界”。

第三部的核心反派贝恩(啥？你说塔莉亚？就那个开场两次见韦恩少爷疯狂暗示restore balance结果智商远高于常人的蝙蝠侠啥反应也没有的那个反派？嗯歌迪亚挺好看的)作为忍者大师的继承者，走的完全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了(贝恩与蝙蝠侠的冲突正是因为这一修正而弱化了，因此第三部的叙事节奏和张力也不如前两部)。他虽然继承了忍者大师毁灭哥谭市的目标，但贝恩的执行方式更为明确更直接：他所要制造的恐惧并非来源于可以被攻克的神经毒剂或是可以被弥补的经济危机，而是来源于人本身，来源于在第二部末尾花费极大代价建立起来的道德叙事完全消解以后产生的失信和猜疑。为什么一个合法性叙事对于是否产生混乱，产生怎样的混乱有着如此重大的影响呢？我们来重温一下《权力的游戏》中八爪蜘蛛对小恶魔讲的一则谜语：“如果在一个房间中有三位大人物：国王、牧师和富商。在他们之中站着一位雇佣兵。这三个人每个人都希望雇佣兵杀死其余二人，那么到最后谁死去，谁存活？

在此处可以看到的是，国王、牧师、富商三者并非共享某一种权力叙事，而判断哪一种叙事能够投射出更大的阴影的选择权实质上在于接受叙事的对象手中。但对于道德叙事来说，其与权力叙事本质上的不同在于其绝对的排他性。也就是说一旦这一道德叙事被消解，原先接受叙事的对象并不会有像上述寓言中三选一的资格，而是必须在混乱中等待一个新的叙事。所以贝恩同志实际上只做了几件小事就完成了忍者大师偷装置扮警察开轻轨累得半死都没有完全达成的混乱：以核威慑建立起哥谭市以外的区域对哥谭市的猜疑，以非常难以入耳的口罩嗓音朗诵了戈登警长的演讲稿，最后攻破黑门监狱。在此过程中，以被释放的稻草人为代表的新法庭并非一个颠倒的道德叙事的载体(并非善类的达格特公司副总裁与戈登同样被审判)，而更像一个用以维持混乱的死亡叙事，即无论选择流放还是死亡最终都会出现毁灭结局(“Death by Exile”)。

而与这两部的反派所追求的混乱不同的是(这也正是黑暗骑士难以被超越的原因之一)，第二部的主要反派小丑对待混乱的态度并非工具理性，而是一种更为激进的原教旨主义。他所追求的“引介一点无政府主义”，意味着混乱在他眼中并非手段而是目的。与希望重建道德叙事的忍者大师相悖，小丑是一个比将解放作为权力叙事一部分的丹妮莉丝·坦格利安更彻底的“解放者”，他所期待的恰恰是道德叙事的完全毁灭。在哈维·丹特追逐战的末尾，小丑站在马路中央等着骑着蝙蝠摩托撞过来的蝙蝠侠，嘴里念念有词地希望蝙蝠侠将之撞飞，正是期待着布鲁斯·韦恩决心让蝙蝠侠成为道德叙事的一部分这一目标的毁灭。然而小丑的目标不仅仅是蝙蝠侠。在影片一开始，小丑及其手下抢劫黑帮银行这一组镜头的最后，黑帮银行经理呵问小丑知不知道抢的是谁家的钱。小丑给予了一个极端轻蔑的回应，然后把手榴弹塞在不能动的经理的嘴里之后扬长而去。对于哥谭市内横行的黑帮来说，他们依然要遵守一定的规矩，而小丑完全蔑视这一些。另一个埋葬叙事的典型则是面对一个出言悬赏自己的小黑帮老大，小丑只用了一次假死外加只言片语就将黑帮老大用金钱和威信建立起来的权力叙事直接抹杀：靠着自己的佣兵控制形势以后，告诉众人只有一个加入队伍的生存机会。在这一建构中，小丑的力量展示和威慑只是暂时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人类生存的本能，并将其转化为了结构性的混乱。在这一层面上，小丑的敌人已经不局限于蝙蝠侠一人，而是整个哥谭市。与烧伤之后的哈维·丹特的对话更展示了其原教旨主义的渗透能力：在瑞秋被炸死之后，光明骑士一直秉持的正义与公平，作为其个体道德叙事的主要载体被原教旨主义扭曲，以“混乱就是公平”重塑了哈维。在小丑希望的混乱世界中，哈维·丹特依旧在执行其作为正义化身的职责，而执行的方式随着道德叙事的弱化从法律变成了硬币。而更进一步地，哈维·丹特这个以公平正义作为目的的男人，本身是整个哥谭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他的堕落同时造成了哥谭道德叙事的严重危机。但小丑最后设计的一个实验性的双船道德博弈最终在电影的理想主义之下失败，同样证明了小丑所希望建立的“绝对混乱(Absolute Chaos)”的脆弱：小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裁决者而引发船上混乱，而船上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形式。因为引爆器只有一个，所以围绕“按下起爆键”，船上的人们会构建出一套临时的叙事来帮助做出决断。但在此时，整个哥谭的道德叙事危机并未解除。在哈维·丹特杀人的情况之下，原本希望作为道德叙事一部分的蝙蝠侠为了必须进行的重建不得不成为了这一叙事的敌对一方，而讽刺的是这牺牲将是维持合法性的唯一途径，也是整个故事的悲剧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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