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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倍(全面小康后，“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一倍”该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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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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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该向何处发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应该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另外一个目标——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

务工人员展示刚领取到的现金支票 方喆 摄

1补短板：“提低”是关键一环

低收入人群是最容易出现新发贫困或返贫的群体，更是有望跨入中等收入者行列的关键群体。进城务工农民工、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以及因去产能、疏解外迁而停产停工的困难企业职工，他们的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之上，却距离中等收入群体门槛还有一段差距。想方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一环。

提供就业机会

“充分保障就业机会，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根本。”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温娟说。

赖明勇建议，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优化配置企业招工的岗位需求与民工的就业需求，引导低收入群体就近就业、快速就业、稳定就业，完善供需匹配。

保护劳动所得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认为，应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

“尊重劳动，就要提高技术工人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让技术工人能够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获得体面的薪酬待遇。”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华源锅炉有限公司管子车间膜式壁生产线班长齐玉祥说，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是产业工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渠道，要支持用人单位打破学历、资历等限制，将工资分配、薪酬增长与技能素质、实际贡献、创新成果等因素挂钩。

工人在上汽临港工厂总装车间生产线上作业 丁汀摄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公交集团第三客运有限公司8路车队驾驶员王艳说：“去年开始，我们车队驾驶员工资全面与绩效挂钩，大家工作的热情被调动起来，特别是年轻人，干劲更足了。”

保证一线劳动者报酬应偿尽偿，对于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十分必要。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认为，保护低收入职工劳动所得，要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推行工资保证金、银行代发等制度，加大对欠薪违法行为的处置力度，根治拖欠工资问题。

税制调整也对工资收入带来影响。“去年个税改革就是看得见的利好。个税起征点提高后，我们车队100多名驾驶员，大约有一半都不用缴税了。像公交司机等工薪职业者，相当部分是中低收入群体，新政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王艳说。

如何完善再分配调节的税收机制？梅国平认为，要逐步提高我国直接税比重，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探索推进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加快收入申报、财产登记等社会征信系统建设。

增加财产性收入

增加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让他们品尝财富“大蛋糕”的甜头，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

“当前，在我国城市居民收入来源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很高，而财产性收入相对较低。”王济光建议，在制定宏观政策时适当考虑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比重，通过拓展居民金融投资渠道，让工薪阶层有更多的劳动收入向财产性收入转化。要健全资本市场，营造公开透明的居民个人投资市场环境。

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也有很大的空间。2018年农民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仅占3%。

2强保障：减少奋斗的后顾之忧

她认为，探索公共服务下沉机制，须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作出制度安排。“比如现在多种国家惠农补贴直接打到农民卡上，但留守老人等农村低收入群体想取钱用还是有困难，因为农村银行网点不足。”陶勋花说，为了取几百块的补助，他们要进城排一天的队。

在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刚刚摘帽的贫困地区群众，也是值得关注的低收入人群。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军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鲁曼认为，关键要让防止返贫预警机制的信号灯继续亮下去。重点关注因病、因残、因灾、无劳动力家庭等“边缘户”，建立特殊群众脱贫专账，夯实帮扶责任，采取政策叠加和差异化帮扶政策予以倾斜支持。

由于贫困地区多重致贫风险叠加，还要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对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2倍以内的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同时加强临时救助和其他社会救助政策衔接。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主任杨林花特别指出，当前罕见病将部分家庭拖入贫困泥潭的情况时有发生。许多罕见病是遗传病、终生疾病，高昂的治疗费用令中等收入家庭都难以承受，遑论低收入人群。杨林花建议：应在国家层面出台罕见病治疗保障机制，尽力避免“因病致贫”的阴影笼罩低收入人群。

3优引擎：以城镇化带富新市民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口城镇化的过程恰是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过程。要做强做优新型城镇化引擎，使相当数量的进城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力量。

进得了城，还要扎得下根

“农民为什么会进城？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说，如果为了进城而进城，那么进城的农民也只能游离在城市主流生活的边缘，从事低端且不稳定的工作。

让进城农民身在城市，更能不断增收，融入城市，才是安居乐业的应有之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祁志峰认为，须积极解决进城人员进了城、留不下的问题。要在住房保障、子女上学、职业培训、休闲娱乐等多方面出台政策，让进城人员心里有依靠，生活更踏实。

“农民工都想成为城市中的一员。哪怕在城里买个小房子都可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三箭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油漆工班组长陈雪萍说，农民工安家问题实际上就是户籍问题，没有房产证，就不好落户，没有户口，子女就没法像普通市民那样按划片就近入学。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分析一些国家的城镇化教训可以发现，不科学的城镇化进程可能造成城市贫民窟的产生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解决好农民工融城问题。

“国外的城镇化进程是自发的，没有人管，也不好管。城市管理不到位，一些社区就成了贫民窟。”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席真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要发挥独有的制度优势，把这些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进一步强化社区居委会的作用，配强配齐居委会力量，让治理力量充分下沉社区，方便开展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

“我国目前仍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加快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无疑是未来20至30年中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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