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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男孩取名大全(那个扒飞机生还、轰动全国的男孩，现在怎么样了)
昆明,儿子,他的2005年男孩取名大全(那个扒飞机生还、轰动全国的男孩，现在怎么样了)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冻僵了”，梁攀龙回忆，自己只能在舱内躺着，很快，飞机落地后，一名机场工作人员根据他那件挂在轮胎架上的衣服发现了他，将他抬了下来。当晚，在昆明机场领导紧急要求下，梁攀龙再次坐飞机返回昆明，隔天在警方陪同下还原事发经过。
此后两天，两少年扒机、一死一伤的昆明机场“11.11”事件火速发酵，轰动全国，昆明机场于11月13日召开媒体发布会，坦承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该机场副总经理王进胜当时表示，飞机8点10分起飞，12分发现束清坠亡后，并未想过还有其他人在飞机危险部位。而在机场着手清理现场、通报机场指挥中心、召开紧急会议时，飞机已将于9点10分落地重庆机场，“想采取紧急措施也来不及了。”
他同时解释，针对波音飞机，机场会在起飞前检测起降舱，但梁攀龙乘坐的空客机型则没有专设该检测程序。据《都市时报》往期报道，束清母亲夏会芬曾打算起诉昆明机场，要求赔偿20万元，经过协商，昆明机场一次性补偿火化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等共7万元。束清家属一方和机场方均放弃追究对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期间，梁攀龙也参与过记者发布会，他话不多，像挤牙膏般，问一句答一句，他表示，是束清先爬进舱的，两人玩了会儿，他提议下来。但束清还想玩，结果起飞了，“我看到他掉下去，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当时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想要是我也掉下去了，那就算是我倒霉，我不怕死！”
梁攀龙（右）在记者会上。重庆晚报记者 史宗伟 图
如今被问及是否有提议让束清下舱，梁攀龙称：“整个过程就几分钟，没有说这些。”他坦言，那时他对死亡的概念是模糊的，扒机的事被问得多了，才慢慢意识到严重性。左君说，去昆明机场接儿子时，她能感受到他对所犯错误“非常难受”，但他不愿对此袒露心声。
梁攀龙一家离开昆明后，他们与束清家人再未联系。云南禄丰市金山镇官场居委会一工作人员表示，夏会芬目前在当地一蔬菜大棚基地打工，常忙活到晚上，“日子过得还是挺苦的”。澎湃新闻记者通过其亲友联系夏会芬，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回复。
伤痕
对梁攀龙一家而言，扒机后的生活“重建”并不容易。
首先是反复纠缠的高空后遗症。回到学校后，同学一吵闹，梁攀龙的耳朵里就会“嗡嗡”作响，他的耳朵不时灌脓、耳鸣；脑袋发胀，好像下一秒人就要倒下。难以投入学习的他，作业经常出错。左君说，打针、吃药一段时间后，他的症状反而有加重之势。耳朵一痛，眼睛也痛，晚上腿还抽筋。
2005年1月，一家人进京求医，检查显示，梁攀龙右耳耳膜内陷，左耳耳膜穿孔，他被诊断为航空性中耳炎和听力受损。此后将近一年，一家人辗转湖南、云南等地就医，后遗症才逐渐消失。
梁攀龙在北京诊疗中耳炎。都市时报记者 罗立高 图
心里的伤痕似乎更难痊愈。
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梁攀龙说，从他记事起，父母关系就不好，他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升初一后父母离婚，除了给书杂费，对他不管不问，他经常挨饿，“我死都不愿意回家。”
据《重庆晚报》往期报道，被接回家后，梁攀龙才向记者承认，记者会上，他由于过度惊恐，怕受到处罚，编造了许多事，其中离婚事件是根据一朋友故事编造，自己也跟父母道歉了。
但想起那些话，“我们的心像刀割一样”，左君说。
左君与丈夫梁开胜都是四川人，1991年，左君父亲作为铁道工人，被分配到怀化工作，左君夫妻带着两个儿子也跟了过去。一家四口租了间柴房改成的木棚屋，两张床勉强挤在一起。那时，全家收入仅靠梁开胜一人维持，他打零工、给人修房子、或是在铁路公司帮忙架线。等孩子大些了，他独自前往佛山南海一家陶瓷厂打工，每月工资一千出头。
尽管家里并不宽裕，他们未曾在孩子读书上懈怠。左君说，梁攀龙自小喜欢画画，也有天赋，她就给他报了美术班，每月学费要一百；哥哥在长沙读体校，一年开销将近一万。梁开胜在南海紧衣缩食，每月开销控制在一百元内，有次他生日，只给自己买了瓶矿泉水庆祝。
但像梁攀龙喜欢宠物，家里绝不吝啬，买的斑点狗养到五六十斤，被人偷了，梁开胜专门坐火车带了条萨摩回去，鹦鹉、八哥、兔子，也买了不少。
“我们还是尽力了的，我们文化程度（小学）也就那样，他说什么都相信他。”左君记得，儿子出走昆明前天晚上，还给他爸打了个电话，说现在学画画要浪费好多东西，爸爸打工好辛苦。那时她还很感动，没成想，转眼他就失踪了，再看到消息，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他的“家庭不幸”。
“他什么事都闷在心里”，左君说，儿子其实很少和她提起那些谎言，也没解释。她的困惑也在加深，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儿子了。但只要他能回家，“我们就觉得开心。”
而在梁攀龙结束治疗，重回学校后，他没再打游戏了，“没什么兴趣了。”他没留级，跟着同学直接读初二，他记得，那时突然对学习来劲，想考好点，热衷买教辅刷题，常熬到凌晨3点，“做两道题，觉得时间很快。”
梁攀龙说，那时，他与束清相识、再到他坠亡的记忆，总在脑中回放，他自责认识了束清，导致他的死亡。他也觉得愧对束清的母亲，想着以后挣到钱了，能去看望一下。
这些想法，他很少与别人提及。至于记忆给他带来的其他影响，他不愿再提，只说到高中后，那些片段“越来越模糊了”。
高一，梁攀龙的厌学情绪复燃，直接退学，“可能单纯觉得没意思。我这种性格想到什么是什么，反正先不读了，然后再看。就性格很不好嘛。”
后经重庆晚报一名记者牵线，他转入重庆工艺美术学校。在新学校，他和同学话题依旧不多，埋头干自己的事，“在同学看来我比较孤僻。我也不会去在意别人。”
但他补充说，自己和老师、同学关系还行。大学考到四川美术学院后，他还被选举为团支书。专业课成绩优秀的他，还会帮老师指导同学。在左君眼中，儿子也有活泼的另一面，“其实很会结交朋友。”
只是大一后，梁攀龙成绩开始下降，有的老师他不喜欢，干脆不去上课，补考、重修也不去，“直接挂掉。”他回忆，到了大三，他总觉得当初选的艺术教育专业没啥前景，有时和舍友讨论，其他人也有同感，说算了不读了，“我说我明天走，然后我就走了，他们没走”，大三没读完，梁攀龙直接离校了。
那时辅导员让他回去，室友建议他先办休学，左君和丈夫专程跑去学校求情，他们想，读了十几年书，至少得把毕业证拿了，但梁攀龙连学校电话也不接，拖到最后，他被开除了。
至今，左君仍留着儿子初中以来画的素描习作，7月1日，她向记者展示时，抱下柜子中的一摞，小心地在地板上一张张排开，“唉，可惜了，没把这些东西弄弄好，半途而废”，她说儿子仍留着画具，颜料，想着有空画一画，但她清楚，哪有时间了呢？
这天傍晚，左君和丈夫去宠物店里看望儿子，彼此都有些相对无言，说了几句，梁攀龙又忙工作去了，在吹风机的轰鸣中，她与丈夫站在一旁看着儿子，像有话想说，但还是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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