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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老师(润之系列：《商鞅徙木立信论》藏着青年教员还没爆发的小宇宙)
教员,商鞅,国民商鞅的老师(润之系列：《商鞅徙木立信论》藏着青年教员还没爆发的小宇宙)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昨天在微头条里说，要探求一下教员写《商鞅徙木立信论》时的思想。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商鞅徙木立信论》没达到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标准，也不在《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选取范围，但确属好文章。文章是教员早期的思想产物，是有案可查的最早的教员文章。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其收为了《毛泽东早期文稿》，列为首篇。
像我一样对教员的青年时期好奇的粉条，可以翻翻《毛泽东早期文稿》。观世界才有世界观，受想行识都是砌成价值观、人生观的砖。窃以为，青年时期的见闻，是建筑教员思想的材料。
1911年，教员经历了长沙版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溥仪退位，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已经完成革命任务，决定退出军队。教员可能是认为接下来的国家建设要有大举措，所以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这篇作为。
入正题，说《商鞅徙木立信论》。
《商鞅徙木立信论》开门见山，“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教员17岁时在韶山东茅塘秀才毛麓钟家里读过《纲鉴易知录》（即毛泽东年谱说的《纲鉴类纂》）、《史记》。商鞅徙木立信，是《纲鉴易知录》和《史记》绕不过的史料。所以，教员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
《史记》说“徙木立信”：“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让教员三叹的，应该是“恐民之不信”、“民怪之，莫敢徙”。
教员接着解释自己三“叹”的原由。
教员认为国家政策是谋国民幸福的工具（“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用二分法分析两类国家政策。
其一，增强国民幸福感的政策。
好的政策会受到国民的欢迎，国民会自觉维护政策的效力和完善。（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
政策合乎国民利益，则政府意志和国民舆论之间会形成增强回路，政府会赢得国民信任（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
其二，不能增强甚至是危害国民幸福感的政策。
国民会反对、阻止这样的政策落地。（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
这样的政策，徙木立信也不会赢得国民拥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
段末，教员设问：为什么商鞅需要徙木立信？（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进而托出自己对商鞅和商鞅政策的评价。
教员直言商鞅采取的政策是增强国民幸福感的政策（商鞅之法良法也），商鞅是有史以来头号伟大的政治家（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教员进而解释自己点赞商鞅的理由。
秦国要和六个国打仗抢鹿肉，打仗打苦了，苦到没法说（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秦国要吃上鹿肉，会超级难（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要搞定六国，商鞅出的是大招。
教员列举了商鞅政策的四个要点。一是惩治出卖国家利益的秦奸和给藏匿秦奸的坏分子，二是全民聚焦生产增强国力，三是重奖军功增强秦军战力，四是奴役那些被检举的不法商人和不务正业的懒汉以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教员的这些认识，来自《史记·商君列传》。
《史记·商君列传》
教员评价商鞅变法：这是绝好政策的历史首发（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商鞅要“恐民之不信”、重金在京城商贸市场门口搞一场大型搬木头达人秀呢？这是执政者煞费苦心啊（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为什么人们一开始不愿意参赛呢（民怪之，莫敢徙）？我国国民愚昧啊（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这就是我国差点灭亡（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吧。
商鞅搞大型达人秀很有必要（虽然），国家政策大转弯之初，普通百姓都会一时难以接受（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商鞅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普通百姓（民是此民矣），商鞅干的又是变法这种大事情（法是彼法矣），必须先想办法取信于民。那我大惊小怪个啥呢？（吾又何怪焉）
我怕的是，这事要是传到东洋西洋那些文明人耳朵里，人家还不笑死啊（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这可怎么办呢（吾欲无言)?
文章以读史而三叹“起”，“承”以善法恶法，以评析商鞅之法为“转”，最后以“吾欲无言”来“合”。有虎头，有猪肚，没豹尾。
教员的语文老师柳潜（号涤盫，百度百科说人家号涤庵，弄错了，人家本意是要洗碗，搞成人家要扫地）评价说，“落墨大方，恰似报笔”。对这种文风，教员的下一位语文老师袁仲谦没这么客气，认为教员不要学梁启超，推荐教员学学韩愈的文风。教员见贤思齐，买了韩愈的《昌黎先生集》研学。
认为“恰似报笔”之外，柳潜又给了一段评语，评价《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对青年教员的写作力，柳老师的评价更高：“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侯，吾不知其所至”（这个学生文章写得好，有特点，不简单，再加把劲，将来写作能力也许可以封神）。
从柳潜借给教员阅读《历代御批通鉴辑览》看，柳老师对毛教员的寄望很高。
通读教员这篇中学作文，引起我联想到四点。
一、教员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劝君少骂秦始皇”，“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教员给这四位好评的理由，或是因为这四位都曾为利国富民而“具费苦心”。
二、教员引用的“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后面还有两句，“及其成功，天下晏然”。这或是教员日后临机而断，决策大开大阖的认知基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三、一篇习作赢得老师给出“恰似报笔”、“力能扛鼎”的五星好评，难怪教员1919年积极主编《湘江评论》，有写作力加持着呢；1924年，教员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把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搞得风生水起，也不足为奇，人家早就是文章高手了。
四、19岁的青年教员就“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这应该是教员后来认真学习《昌黎先生集》形成文字浅白、笔力雄健的风文，重视宣传，拟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游击作战总结为十六字诀的原因所在。说明白没用，让人听得懂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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