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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忆容易我会想你念你什么歌(张昊辰:如何理解一首古典音乐 - 专访)
贝多芬,音乐,他的如果回忆容易我会想你念你什么歌(张昊辰:如何理解一首古典音乐 - 专访)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新京报:贝多芬好像也在刻意与同时期的浪漫主义者保持一点距离。在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尤其是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的回潮已经开始了,没过几年甚至法兰西大歌剧也很快就要登场了。晚期贝多芬反而越来越趋向一种小圈子。与此相应的是车尔尼在他的贝多芬钢琴作品指南里对贝多芬作品,尤其是晚期作品的理解却令很多后人感到肤浅,车尔尼本人是贝多芬同时代的亲密友人和学生,是否这也显示出贝多芬有一种超脱于时代的特质呢?
张昊辰:我倒不一定会这么去想,因为我觉得贝多芬也不是超脱时代,而是时代的产物。无论是启蒙运动还是法国大革命,他的创作与时代和背后的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只能说他反映了在我看来是另一个层面的事,一个人或者他创作的作品的自身价值和历史赋予他们价值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车尔尼对贝多芬的理解,没有后面学者对贝多芬的理解深,我觉得其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想象。就像我们评价一个当代的人物和两百年之后的人对他的评价,一定会不同。从深度上讲一定是他经历过历史的沉淀越深,他被赋予的一个语境就更宏伟。因为这是时间赋予的价值,是历史的价值。
奥地利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卡尔·车尔尼。他从十岁时就师从贝多芬。
就像罗兰·巴特说的“写作就是声音的毁灭,就是始创点的毁灭。”文本的价值完完全全取决于诞生之后读者的眼光和判断。读者也在某种程度上参加这个创作这个文本,也就是说文本不再是死的与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贝多芬也好还是其他后世的伟大作曲家也好,都是通过我们不断地解读、分析、演奏、诠释,都是对这个文本的再创造。
新京报:我对你讨论勃拉姆斯的那个章节非常钦佩,我觉得你对勃拉姆斯对古典形式的“捍卫”,以及他自身对守卫一个时代的力不从心的矛盾,具有相当准确的洞察。尤其是你的观察从《第一交响曲》到《第四交响曲》整个的沿革过程,以及晚年他的钢琴小品集。实际上也许观察一个作曲家真正的所谓风格,是不是从来不能总去注意他要彰显什么,他要宣誓什么。反而也要捕捉他无意间凸显的东西。
张昊辰:因为我在勃拉姆斯那一章所强调的其中一个点,大家会把他看成一个“贝多芬式”的作曲家。但是我想凸显的是勃拉姆斯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他更珍贵的是,他在建立一种宏大体系遭遇的失败。我不能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这个失败,我指的是最终对于这种结构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过时的尝试,因为勃拉姆斯恰恰是在回溯已经失去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面,他回溯贝多芬、海顿、莫扎特、那个古典时代。而在这种回溯中,他试图建构起一个整体性。
勃拉姆斯与妻子阿黛尔·施特劳斯。
所以,他的作品当中自带一种悲剧性或者伤感的色彩。从他的早期作品中我觉得就有这样的意味,这是理解勃拉姆斯作品的核心;另一方面他的失败也直接使得他自己在消解这样一种宏大的结构,他最后开始写小品,开始放弃这种大结构,哪怕是在最后一首交响曲的音律上,也不再是交响曲那种宏大的结尾,而是一个用巴洛克式的帕萨卡里亚曲式写成的变奏曲。
我觉得勃拉姆斯可能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在音乐的层面上他是整个时代古典音乐走向的一种象征,会面临某种调性或者古典结构的一种彻底的解体。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勃拉姆斯几乎是一种符号性的角色,他象征着这样的一种转变。
“重复时代”的干涉:录音与音乐
新京报:关于录音,我记得你在书里面提到过第一次进入录音棚的奇妙体验,也提到录音室所掌握的这个场域,似乎对音乐施加了一种手术刀式的影响空间。这种录音环节对音乐的影响,有没有可能对作品、演奏之外形成了一种过度的干涉呢?我记得在二十世纪前半部分的时候,很多指挥家和音乐家原本都持有一种对唱片和录音的保守态度,那么相比于现场录音,有些音乐家可能对录音棚应该会更加戒备吧?
张昊辰: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录音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录音其实是我作为演奏者必须面对的。我就是生在录音时代的,我们所有人听音乐,一定是听录音的次数要多过听现场的次数。所以录音时代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听觉审美,也是影响我们如何进入音乐——对于听众而言是如何聆听的,对于练习者来说是如何学习音乐——我们就会一遍一遍去听录音。实际上,我听录音听得不算多,我不太想让自己被一个固定的版本束缚。所以我在平常以及练习的过程中,基本上不怎么听录音。我一般听的录音,很多是交响乐或者是四重奏。我不太愿意听钢琴独奏,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我的这种偏好完全没有普遍性,因为我知道我周围的同行基本上很少这样,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偏好。
舞台上的张昊辰。
但是,录音一定影响了我们的演奏风格。因为我在《演奏之外》里面也说过,以前的演奏是留不住的,现在演奏不一样。有了录音之后,演奏本身也被留下来了。所以说,你可以说演奏本身也成了文本。
新京报:录音的时代,或者说阿塔利所说的“重复”时代,“手术刀式的专注和无情”不仅仅掌握在录音棚手里,实际上也间接被分析者所持有,比如说十九世纪的欧洲评论家用文学和哲学化的语言批评一场演出的时候,他们很难想象一百年后音乐表演院系的毕业论文,竟然会比较三个演奏家不同版本录音的频谱。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表演如果从宏观上来看,是不是比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要精致的很多?比如因为没有录音,所以听众对演奏者的瑕疵会有更多包容。而现在为了录音的质量,听众反而会更挑剔。
张昊辰: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录音一定会使演奏越来越完美化。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录音能呈现出很多前录音时代做不到的东西。虽然我一定也更偏向于现场演奏,因为这是古老的但同时是最真实的形式,有些瞬间过去了就回不来了。而且现场一定会体现出音乐的流逝性和瞬时性,在我看来这可能是音乐区别于其他艺术最为珍贵的一面。
琉森音乐节(Lucerne Festival)是欧洲主要的音乐节之一,举办地位于瑞士中部的城市琉森。自1938年由当时著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创立以来,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
音乐的主体在经验里面,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提到的。就是音乐和白纸黑字的文字或一幅画摆在你面前,那种尽收眼底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音乐永远是一个流逝的形式。哪怕是听CD的时候,虽然你可以反复听,也可以暂停、倒带过来快进。但是,你在听的时候它永远是一个流逝的状态,永远是在你自己的脑海中里发生不断地核对、冲突然后吸取、重塑记忆的过程,音乐永远跟记忆有一层很微妙的关系。所以,它最终只是留在你记忆里面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现场能体现音乐这种最痛快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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