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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2中学(（个人倡议）建议设立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谨记战时国家教育灾难)
江津,学校,重庆北京22中学(（个人倡议）建议设立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谨记战时国家教育灾难)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令人瞩目的是，当时各内迁院校都相当重视“通才”教育，要求学生文理并重，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注重通才而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梅贻琦曾发表两篇讨论文章。
内迁院校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和长留级制度，以保证教学质量。
值得庆幸的是，高校内迁虽然艰辛，但抗战结束后，中国高校却在大后方实现了繁荣发展的景象。
1936-1945年中国高校数量及在校学生人数统计表
三、后方新建：艰苦卓越，筚路蓝缕大后方突然涌入上千万人口，原有的教育系统无法承载这种高强度的学生挤压，瞬间崩塌。
西迁的学校多数是中学和大学，小学内迁极少。一是学生年龄太小，学校无法承担内迁过程中的生命责任，他们更适合家长携带。二是小学校人数无法跟中学和大学相比，组织零散。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小学生怎么办？
即便成立了小学校，教师怎么解决？
面对这一问题，首先是招收逃难过来的小学教师，其次是建立高密度的中等师范学校，以快速培养师资。
新建学校，可以将原有学校就地改造，也可以完全新设。比如以下14所抗战新设立的国立中等师范学校，就颇有代表性。
抗战新设14所国立师范学校
14所新设国立师范学校，重庆占了一半，说明逃难重庆的人员较多。
新设国立师范学校跟重新整理或新设国立中学、国立大学一样，相当于在大后方重建一套新的教育系统。这是在战时状态，经济物资特别匮乏，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
辛苦的学习生活，可以从学生的回忆中窥见。
黄熙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地基基础工程专家。1942年进入国立九中学习，194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
当年逃难来江津时，他只有十三四岁，打着赤脚徒步走了几个月。回忆在江津求学的经历，黄熙龄说：
抗战时期，生活异常艰苦，环境条件恶劣，当时国立九中除女中在校本部条件相对好点外，其余各分校都设在农村祠堂里。教室是师生自己动手用竹篱笆盖成的，而且四面透风，晚上学校安排学生们在教室上自习，照的是桐油灯。
桐油灯的主要构件是灯盏。所谓灯盏就是指盛桐油（也可以用菜油）的盘，在盘中注入桐油，再把灯草置入桐油中，将灯草的一端拨出灯盏边，用火柴点燃，用着照明自习。为节约起见，当时学校规定：每盏灯最多用两根灯草，三根是不准的，而且一盏灯要供两张桌子四人共用。小小的火焰还有黑烟，可想而知，亮度是十分微弱的。而且一旦起风就很容易把火焰吹灭，屋子立刻变成黑暗。
由于桐油灯含碳量高，每当上完自习回到宿舍时，同学们鼻子周围都会有黑乎乎的一圈碳灰，提灯的同学黑得更严重。黄熙龄每次上完自习回宿舍都是走在最后，桐油灯自然由他提，因此他的鼻子总比其他同学黑，由此还得了个“黑脸大汉”的绰号。
这些艰难困苦磨炼了内迁同学的意志，同时也说明学校条件之简陋，办学之艰辛。
不过，这些内迁学生对收留他们的大后方，却一直怀着感恩之心。
我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草地农业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山东平原人。1938年至1941年在国立九中学习，1948年中央大学毕业。
他深情回忆收留他的土地，视之为第二故乡：
江津是我的第二故乡，德感坝人民是我的亲人，当年我们这些逃难到江津的穷学生，包括我在内对德感坝人民是欠有“债”的。回忆起来，就有两笔账：一是扯过农民的萝卜充饥；二是和同学一块吃过狗肉，打过狗。
有件事令任继周记忆犹新。当年给他们上国文课的老师，其儿子头天去世，可第二天仍忍住悲痛坚持上课。
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半导体与微电子学专家陈星弼，浙江浦江人。1942年至1943年就读国立九中。他两次回江津寻根，感恩江津德感坝，在平顶山、长江边等，重拾那段艰苦的岁月往事。
四、国家教育记忆：战和如一，人才根基设想：假如国民政府在1931年东北事件暴发后就借鉴两晋、两宋、南明等朝代战争状态下书院和文人迁移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将重要大学、中学根据属地距离，与西南、西北等地区学校结成友好互帮团队，那么七七事变后学校的内迁是否会更顺畅？
须知：抗战多数学校是一迁再迁，仅仅大学就迁址达200多次。
现在跟民国的交通比较，完全是另一个天地。
特别是研学旅行已成为当代学生学习和增长见识的有效方式，在没有疫情时期，几乎成了暑期或寒假教育的一种常态。
作为国家教育记忆，如果重庆、四川、贵州、昆明、陕西、青海等有一定数量的内迁学校地区，建立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或陈列馆），全面展示各地区内迁学校生活学习和迁移过程的艰难状态，对当地或外来研学的师生，是否是非常成功的战争与和平主题的教育素材？
如果基于内迁历史，由国家层面或不同省市层面建立东部、中部与西部学校的永久性联谊，和平时期可以让西部师生感受东、中部优质的教育质量的互动，同时让东、中部学生理解战时生存状态与不同区域的文化底蕴。战争时期又可以快速有效地转移学生，保护国家人才力量，这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国家教育的顶层战略设计？
建立“国家（或中国）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或陈列馆）”，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打造。抗战内迁学校遗址研学旅行，只是一种文旅产品的研发，如果仅仅停留于此，没有教育人士和国家相关部门领导基于世界不安定因素的忧患意识，建立战和两种状态的转换机制，则思维格局有待提高。
中国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无论哪一个省市区县或镇级单位选择修建，我们提供两种设计思路供参考：一是以自己所在地区为主馆，展示大量文献、图片、视频、文物等史料，然后兼设其他各馆。二是以内迁学校的数量排名，作为各馆主次设立标准。
在此基础上，可以在其他省市地区，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方建立该区域的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或遗址链链，形成跨省市的抗战内迁学校遗址专题研学路线。
当然，对于重庆、四川这两个内迁大户来说，完全可以建立省内或直辖市内，基于抗战内迁学校博物馆的内迁学校遗址研学链。
无论哪个省市区县镇率先行动，都将抢占文创先机。
作为中国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的倡议发起者，我们愿意为有意建立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的地方部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的倡议，包括以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为源点，建立东部、中部、西部学校不同状态之间的有效联谊，并不是我们害怕战争或鼓动战争，而是希望珍爱和平的同时，怀抱忧患意识，以人为本，提前做好在恶劣环境下保护生命，保存国家有生力量的准备。
只要孩子们在，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国家就一定会有未来和希望。
遗忘历史，特别是忘记基于这份历史可以构建起未来保护机制的文化遗产，那是对未来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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