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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2中学(（个人倡议）建议设立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谨记战时国家教育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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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个人倡议）建议设立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谨记战时国家教育灾难——平时须作战时看：抗战内迁学校苦难历程‍

谭云籍 谭蘅君

这几年研读《江津县志》，想为江津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一些乡土文化或地域文化素材，让本地教师了解江津群体文化性格，以便借教育的平台实施文化教学，发扬地域基因优势，修正或革除劣质基因元素。如果能探索一些普遍性规律，提炼一些通用性原则，则可向全国推广。

县志研究进入民国，就发现一个现象：抗战内迁学校。

重庆作为抗战陪都，成为内迁学校首选，基本是沿长江、岷江和嘉陵江分布。内迁因为彼时河道运输方便，迁移过来的学校多数选址在河流两岸。

七七事变，日本野心膨胀，妄图三个月征服中国，我国教育事业遭受重创，全国开启逃难模式，难民迁移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之一”。

英国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女士在《蒙难的中国》一书中说：“据估计难民总数为3000万至6000万之间。”齐锡生利用1946年国民党调查档案资料，估算出这次战争期间难民人数有9500万人。

逃亡也是一种反抗，数千万难民向西南、西北撤退。从1937年开始，部分学校开始往北线的陕西，中线的重庆、四川、贵州，南线的云南、广西等地迁移，以避战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从抗战的大后方变成了抗战的前方，迁往滇西地区的学校又往北迁入四川或陕西。

1944年到1945年，因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与黔南战役，使广西、贵州等部分地区变成抗战前线，学校再次迁移。

国民政府迅速应急回应，制定并颁布《战区内学校的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布置战区学校的内迁与学生的借读等应急事项。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1938年3月底，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要》也涉及教育，并据此颁布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

纲要的核心是：“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亦然，在战时亦然。”

1939年3月，蒋介石做了《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讲话，认为教育、经济、军事三者构成国家的生命力，而教育是基本，是经济和军事的总枢纽；教育着眼点不仅在战时，更在战后，要在抗战的同时，以非常的精神、非常的方法致力于民族改造和国家复兴，为战后的建设准备无数专家学者和技工技师。“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体现了国民政府抗战与建国并行的精神。

这一思想为中国战后保存了大量精英力量。

基于教育的重大意义，“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思想，其实在今天也可以转换成“平时须作战时看”。

当下中国崛起面临国家统一中的台独问题和国际上少数国家及团伙发动的贸易战、经济战、科技战等各种阻碍，世界部分地区战争还在延续，如俄乌战争、叙利亚战争等等，世界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回头看抗战内迁学校苦难历程和抗战教育方针，对于珍爱和平的中国人民来说，建立“国家（或中国）抗战内迁学校纪念馆”，牢记战时国家教育灾难，有助于我们在和平时期提前策划战时教育储备方案。

比如和平时期提前建立沿海或东部、中部等发达地区优秀大、中、小学校与中西部学校之间的对口联谊，为随时可能的意外冲突，建立战和之间的应接转换机制。

读史的目的就是借鉴。“战时须作平时看”这一观点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中，与“平时须作战时看”的思想融合，组成了强劲的人才保障机制，在建国强国与可能的冲突之间建立起平滑顺畅的现实转换平台。

这种联系，对有内迁历史的学校是一种文化记忆的挖掘，可借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没有内迁历史的学校，也可达到“生于忧患”的教育目的。

一、内迁中学校：颠沛流离，艰苦渡日

内迁学校以大学和中学为主，重庆和四川更有政治、经济、地理优势，内迁学校相对较多。

某种程度上讲，抗战内迁也是一种流亡生活，因此，即便政府成立了后方专门负责接待安置的部门，如战区服务团、保育会等，但内地受经济制约，发展滞后等影响，对于安置最基本的房间场地等需求，都难以满足。

这必然带来内迁学校的各种尴尬和无奈，各种艰难困苦轮流感受。

比如江津德感坝的国立九中。为维持各地中等教育，延续文化根基，国民政府先后创办50余所“国立中学”，以数字命名的有22所，国立九中是其中一所。

1938年8月国立九中在德感坝挂牌成立，与江津城区几江隔江相望，算是位置相对较好的地方。但因房屋场地有限，内迁师生较多，总部设在今江津二中校内，其余分校只能借用当时江津的祠堂，如云庄、四述、三共、竹贤、五桂、五福等地作为教室。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教授在国立九中时只有12岁，读初中。他口述的学校生活，充满了艰难：

“九中分为本部和若干分部。本部和女生分部设在德感坝镇上，其他分部都是男生，分布在德感坝周围的村庄里。我先后就读过的初二分部和高一分部，都设在村庄的祠堂里。都是很大的祠堂，我记得有一个祠堂名字叫做“云庄祠”。虽然说是设在祠堂里，但祠堂并不作教室，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场所和宿舍，吃饭也在这里。教室是在祠堂外面临时盖起来的，虽是竹篱茅舍，地面都是泥巴，但窗明几净，通风条件更是好得很。讲台垒得很正规，黑板也很宽大，还真有点办学的样子。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自修都在教室。

“那时村庄里还没有电灯，晚上自修，人手一盏桐油灯。我们用的桐油灯，多是一个小碗，或者一个破碟子，里面倒点桐油，加根灯草。……桐油燃烧不充分，味道很重，烟也大。坐在灯前看书时没有特别感觉，如果出去上一趟厕所再进来，可以看到整个教室烟雾缭绕，气味也颇不佳。由于烟大，一个晚上下来，鼻孔经常都是黑的。”

国立九中作为一所难民学校，师生生活极为艰苦。

“干饭先煮后蒸，做法似乎很讲究，其实品质并不高，无非是稻壳、稗子、石沙、米虫、老鼠屎等含量较高的‘八宝饭’。

“主食如此，菜更可怜。一年到头难得打一回牙祭，平常吃得最多的是蚕豆，多是用盐煮一煮，偶尔炒着吃，就算“花样翻新”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炒蚕豆的。把干蚕豆放在锅里翻炒，等到蚕豆焦枯的时候，把加了少许盐和一点点油的水往上一浇，蚕豆就裂开了，咸香可口。”

这是战时艰难生活的真实描述，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

各分校，有相距较近者，也有较远者。如九中高三分校，一部分学生在白沙滩盘，相距总部40公里左右。

22所国立中学校迁移情况如下表。

22所国立中学校迁移情况（一）

22所国立中学校迁移情况（二）

这些学校，一路西行，艰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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