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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冬天的离开(寻访抗美援朝老兵：他们已不再老去)
老兵,朝鲜,他的听见冬天的离开(寻访抗美援朝老兵：他们已不再老去)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那是他关系最好的战友，死在他怀里，被他亲手埋在朝鲜的河道里。那天他们吵架，战友一屁股把薛英杰拱到里面，坐到了最外面。那原来是薛英杰的位置，结果天上一梭子弹下来，“他替我挨了枪”。
战友曾经对薛英杰说，如果薛英杰死了，他会给薛英杰家里写信，给他立个石碑，用棺材埋了。薛英杰打破了他的幻象，“办不到的事情别瞎冒泡，在朝鲜你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石头。别说棺材了，最多两个麻袋一头套一个，找块木头，平的那面，钢笔写一写，立到坟前。”
没想到一语成谶，战友的尸体就是裹着麻袋埋的。直到现在，他还一直惦记着战友的遗骸，“我给这活着呢，晃晃荡荡的，可我战友还在那儿啊！”胸前勋章跟着老人身体颤动，撞得叮当响。
在影片里，薛英杰的眼睛从始至终都湿漉漉的。说到自己救治过的伤员他流泪，说到他在烈士陵园找不到战友的名字，他也流泪。而前几年自己女儿中风，他没掉一滴眼泪。
杨欧在采访结束后要来了视频，坐在电脑前哭了好久。当她打电话给母亲，才发现母亲对姥爷在镜头前说的事儿一无所知。
宋坤儒给每位老兵的家人送了一个硬盘，里面是访谈这些老兵的完整视频。
说出来，对活着的人也是种解脱，薛英杰说，“我不愿意想过去，一想我控制不了”。不少老兵在宋坤儒走后，“心底的盒子被打开了”，连着一周血压升高，睡不着觉。
宋坤儒内疚，不敢再去，但总有老人惦记着，打电话过来，说上次哪个地方讲得不对，要再讲一遍。他跑过去，结果老人又是从6岁开始讲，两三个小时，还是相同的内容。
采访结束第二天，薛英杰坐着电动轮椅，穿着宋坤儒给他买的新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地从疗养院跑出去，交警担心他迷路，老爷子一脸兴奋地告诉交警，自己被采访了，想去照相馆拍张照。之后几天，薛英杰总是忘记宋坤儒来过，每天都以为今天是采访。
薛英杰去年4月去世，那张照相馆拍的照片就是薛英杰的遗照。
宋坤儒也是把老兵们的话当作遗言来听，很少提问，多是倾听，“那种感觉，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告诉一个陌生人。”
“从朝鲜回来，每天都是赚的”
宋坤儒在四川荣军院采访，看着伤残老兵一人一个轮椅，围在大榕树下聊天、吵嘴，脑子里冒出疑问，“他们在战场上不害怕吗？”
“不能想，一想腿都迈不动。”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体现在生理上。一位老兵讲自己第一次碰上炸弹，跳下车的时候发现腿软了，“还是要往前走”。战场上新发的衣服、罐头，他们马上就用，留不到第二天。
战场上，他们靠概率活着。一位老兵接连因为上厕所、系鞋带，连续躲过了致命袭击，一个连只剩他一个人。
“活着干，死了算”，一位老兵牙齿都掉光，手不受控制地抖，但讲起自己十多岁在朝鲜，每天晚上拿刀潜入朝鲜的钟毛谷，眼里放光。他们知道国家7斤粮食才造一颗子弹，舍不得费子弹，直接拿刀。
宋坤儒坐在老人对面，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一琢磨，我们的十多岁要不早恋，要不忙着考试，而这帮人没青春期啊！”
青春的躁动也会从炮火缝隙里冒出来：他们比赛捉虱子，打鹌鹑，靠报菜名打“精神牙祭”。有些老兵现在还留着在朝鲜收集的小硬币、飞机碎片，以及朝鲜少女包伤口时用的手绢。
他们还会起哄战友念家信，最受欢迎的是恋爱方面的信，“张三的家书，李四和王五都一起享受。”任红举在回忆录中写，一次过河，女兵的白衬衣湿了，任红举年纪小，负责扭过头给她们递雨衣。此后男女兵不得不睡一个山洞时，都让他睡中间。他自嘲“成了文工队性别战场的‘三八线’”。
宋坤儒在拍摄中感受到，年轻的他们也有梦想，但“荷尔蒙在战争中释放、消耗殆尽，被更大的恐惧稀释了。”
“我采访的大部分老兵当时都是15到24岁之间，正是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宋坤儒接触了这么多老兵，发现他们身上有着相似的平静和豁达，“他们觉得从朝鲜回来每天都是赚的”。宋坤儒形容战场是“更高级的锻炼”，当脱下军装，放下枪，生活里的苦都不算苦。
医生薛英杰的妻子是个“资本家的小姐”，在文革期间他被牵连，住在牛棚里，要做手术的时候才被大喇叭喊去医院，但他从没抱怨过。后来他被排挤去妇产科，因为胆大心细，成为最早一批做剖腹产手术的医生。宋坤儒记得他自豪的样子，“煤炭医院附近很多40多岁的孩子都是我接生的”。
那种不知疲倦是战场训练出来的。在战地医院，薛英杰曾经累到手术刀扎脚上都没感觉。血浆不够，都是自己给伤员输血，管子嘟噜嘟噜响，薛英杰输血输到自己“脑袋大，走路打转”。
89岁的周有春是孤儿，参军前在上海的钟表店当学徒，当时他鼓动工会147个人参军，只有3个人活着回来，一个胳膊没了，一个腿没了，他是最完整的一个。
老人在镜头前说起这件事，嘴角颤抖得厉害，“我是在替战友活着”。从军队退休后，他就没闲过。拿了两个大专学位，哲学和无线电；学了三门外语，英语、德语和法语。他去涉外酒店扫过地、刷了6年马桶，在冰棍厂管过库房，在外贸公司的门卫室收发过信件。
现在他有糖尿病、冠心病，五节腰椎坏了三节，身体里有6根钉子和一块钢板，还因为肾癌摘掉了一个肾。但他很高兴自己耳朵不聋，思维也清晰，“我已经很幸运喽”。
一位看完影片的90后在豆瓣里写下长长的影评。她的爷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她想起奶奶说，爷爷临终前说，他不想死。
“谁不想活着？”她只听过爷爷零星的战场回忆。爷爷一辈子不争不抢，平时不小心破皮流血像没事一样。看完电影，她跑遍全国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希望“证明他存在的痕迹”，在展板上看到爷爷参与过的战役，她忍不住流泪，“没有战争他会更长寿吧，那我宁愿要一个普普通通的爷爷。”
“他要敢来，那我还干他！”
在改革开放时期长大的宋坤儒曾经觉得，“保家卫国”这个词离他很遥远，甚至有些“空洞”。
“但当真正接触到这些’土得掉渣’的老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存在一种真实，真实到让你觉得虚假。就像你在西藏绚烂的阳光下，山像是P出来的，因为阳光把所有的暗部都勾没了，所有的线条无比锐利。”他说。
在拍摄刘素谦时，刘素谦突然什么也记不起来，但仍能一个音不跑地唱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她的战友碰巧是下一个接受采访，两人多年没见，两只皱巴巴的手攥在一起。就算不是一个军的战友，在拍摄间隙，老人们碰到一起，总会就谁的部队更英勇开玩笑，临走前还会互相敬礼。
这些镜头外的情感，宋坤儒无法全部装进影片。每当镜头转向手舞足蹈的任红举，画面就变得生动，因为他把故事讲得“特热闹”，讲逃命的经历还不忘开玩笑，“但其实你仔细去听每一个故事，你都会感觉到他热闹背后的悲伤。”他记得每一个牺牲战友的名字，把牺牲场景描述得像照片一样清晰，但镜头一合，停止讲述，老人就垂下头，耷拉下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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