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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到日本飞机(赵启正：中日年轻人要成为朋友，互相学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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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台湾地区的事情就是“日本的事情”，这是干涉中国内政。这样的声音虽然有日方明智人士明白这是不对的，但由于右翼势力和媒体对钓鱼岛和台海问题的不断渲染，也使得日本民意对中国好感程度下降。这些情况造成了中日关系改善的困难。
中日关系需要“扶持”
澎湃新闻：您曾将中日关系比作“盆栽”，就当前的中日关系而言，您认为这一“盆栽”正处于怎样的生长状态？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中日关系？
赵启正：在中日关系发展较为良好的时期，我曾对福田康夫先生说，中日关系并不牢固、比较脆弱，必须由双方来维护。当时我比喻，两国关系就如同一个“盆栽”，如果不适当浇水，不给予阳光，它就枯萎了。盆栽终归是脆弱的，但将来若是成长得很好，我们也不妨把它移到花园的土地上去。
赵启正 澎湃新闻 图
当时，福田先生对这一说法表示肯定，他告诉我，中日关系太脆弱，我们得共同来扶植。的确，两国关系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进步是很慢的，甚至可以说是退步的，但我们并不因此气馁，我们还要努力把中日友好扶持起来，我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中日关系改善的希望还是在于两国民众，如果民众之间有友好的感情，也会对两国政府产生重大的影响。前几年，我曾请中国一位画家根据中国成语“吴越同舟”画了几幅国画赠送给几位日本朋友。在日本，“吴越同舟”是常用的一个成语，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句话来自中国的《孙子兵法》。当时吴越两国互相敌视，但两国民众在过河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就忘记了彼此曾是敌人，同舟共济，一起战胜了风暴，从而化解了敌意。
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适用于中日两国，在我跟日本朋友解释了这个故事的来由后，他们也对此十分赞同。
澎湃新闻：您经常讲述“吴越同舟”的故事，您认为中日两国目前存在哪些课题，又有哪些能够合作的方面？
赵启正：在中日关系中，我觉得日本政府应该注意，不要做那些伤害两国关系的事情，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日本曾有侵占台湾的历史，中国人对此更是敏感，希望在这方面日本也应当有所收敛。
尤其，我对于加强两国的民间往来也抱有更高的期待，如果政府往来障碍难以消除、民间往来也日渐减少，那么中日关系如何走出困境将成为难题。所以对于两国媒体我也有期望，就像此次你们的“50年50人”计划一样，积极采访日本各界人士，了解他们的想法，同时也采访中国人士，使双方通过媒体进行交流，这也是新冠疫情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下克服双方见面困难的好办法。
当然，中日之间可以交流的课题有很多，比如2020年中国新冠疫情严重时，日本方面给予了很多帮助，直接运来了一些防疫用品，还写上中文的词句来鼓励，当时中国民众很感动。当然在日本疫情严重期间，中国也做了回赠。
但是，两国之间也有更多事情应该做、可以做，但没有做。例如在新冠疫苗和新药研发方面，中日这么近，我们又都是亚洲血统，也许研究起来更有针对性，但实际两国并未能在这方面开展更多合作，这令人遗憾。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中日关系比中美关系复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因素，美国对中日双方都产生着影响。回顾这50年，您认为中日美三国之间的关系如何互相影响？
赵启正：中日关系的确受中美关系严重影响，中国、美国、日本组成三角形，但要用三个三角形的关系来表达。文化上中日比较靠近，中美、日美较远，所以这个三角形有一边是很短的。在政治上，美日比较接近，离中国则相对较远。还有一个三角形几乎等边，就是经济关系，中美、中日、美日经济关系都很密切。
我们可以画出三个三角形：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关于如何来处理这三个三角形，经济要保持，文化要发挥。日本自身也应当防止美国在中日关系方面的影响，如果（日方）能够自己对此有一些自主感觉才好，但这点或许也是我们不能奢望的。确实日本受美国影响太强了，明智的日本政治家都明白这一点，他们都很清楚。
澎湃新闻：放眼未来，您对日本如何处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有怎样的期待？
赵启正：未来很难预测，因为从目前趋势来看，从中日政府之间的关系来讲，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向好趋势。所以当下我还是寄希望于加强双方的沟通，除政府方面，民间更是沟通的重点。在这其中，媒体要积极、客观，要促进友好，要报道全面的消息。
中日50年“公共外交”
澎湃新闻：您一直致力于用公共外交推动中日关系前进，50年来，中日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您如何评价过去中日公共外交方面的发展及作用？
赵启正 澎湃新闻 图
赵启正：公共外交中国有，日本也有，做法上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地方。中日公共外交应如何做，其实我和日本方面也有过交流。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是《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由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王敏教授译成了日文。但在译成日文时遇到一个小小的问题——日文的“公共外交”怎么翻译？
原来在日本，这个词是按英文的译音、“public diplomacy”的片假名来呈现，但是“公共外交”这四个字日本人都认识，又短又一目了然，我和王敏教授一块协商决定就用这四个字，出版社也接受了。此后，和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见面时，我将这本书送给了他，他说“公共外交”这一译名挺好，很明白。这个故事也算是已经在进行公共外交的交流了。
当然，公共外交是每个中国人、每个日本人都可以进行的，只要有接触对方的机会就可以进行交流。交流中，“既要说，也要听”，可以讲本国的故事，可以听听对方的故事，还要解答对方的问题，这是最有效的一种解疑释惑的方法。这里面也不需要用到过多的政治词汇，不需要太多条条框框，只是讲自己真实的思想、传达真实的感情就可以了。
澎湃新闻：“北京-东京论坛”是中日间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外交平台，自2005年至今已举行了17届活动。作为当时中方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您认为这个平台在开展和推动中日交流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有怎样的意义？
赵启正：我本人在2005年作为中方的倡议者之一，推动了“北京-东京论坛”的举办。每年都有关心两国关系的人士参与该论坛，包括福田前首相、还有曾在联合国担任过副秘书长的明石康和宫本雄二前大使等等热心参与改善中日关系的政界、经济界、媒体界、外交界和安全界的人士，多是曾在这些领域工作过的，也有少量的现职人士。
该论坛已经召开了17届，虽说不见得大大促进了中日关系，但至少也维持了一个民间沟通的渠道，至少我们为提升中日关系尽了心、尽了力。虽然这个论坛的交流是直率的，交锋的问题是尖锐的，也能在不少问题上取得共识，但效果还没达到我所期待的，双方还要继续努力。
“北京-东京论坛”召开了17届，参加的人很多，但终归对更广泛的群体，例如大学生们或其他年轻人还距离遥远。我们曾试图在论坛当中去促进与这一群体的交流，例如我到东京大学、日方来到北京大学与学生们座谈，效果很好，希望今后还可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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