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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到日本飞机(赵启正：中日年轻人要成为朋友，互相学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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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编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五十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共同的记忆、特别的联结、持续的接力，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

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推出“50年50人”专题报道，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开拓者、践行者，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提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与日本的交往经历，赵启正仍能清楚地讲述许多细节。赵启正见证过“暖春”，也经历过“寒冬”，他将两国关系形容为“盆栽”——并不牢固、比较脆弱，必须由双方来维护，如果不适当浇水、给予阳光，它就很容易枯萎了。

赵启正 澎湃新闻 图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曲折的。但这其中，两国也有许多相互理解、彼此信任的人士携手，秉持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在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向前进。回忆起这些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仍能将他们的故事娓娓道来。

赵启正说，中日关系有时会遇到一些困难、障碍，甚至会有所倒退，他一直在关注，并愿意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努力。放眼未来，赵启正也抱有期待，寄语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要积极地了解、学习对方的文化，传递自己的文化，了解对方的见解，传递自己的见解。双方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成为朋友。”

回顾日本之“缘”

澎湃新闻：多年来，您频繁访问日本，在您眼中日本有怎样的变化，其中又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赵启正：我在1991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并负责了上海外事工作。最频繁的时期，我曾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访问日本，一次是率上海市代表团，一次是率长江流域城市市长代表团。当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日本有很多对中国友好的人士，除了接见我的当地官员外，我还接触了一些普通日本民众，他们会唱一些中日友好相关的歌曲，表现了很深的对中友谊。

但是，在那以后中日关系发展是曲折的，有时会遇到一些艰难的问题，有时也会有所倒退。

澎湃新闻：在多次访日和交流期间，您也结识了许多日本友人，包括我们这次采访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先生。在您眼中，福田先生是怎样的人？

赵启正（右）与福田康夫，摄于2012年6月。 图片由赵启正友情提供

赵启正：福田康夫前首相还在做日本官房长官，做国会议员时我们就曾见过。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能直率、认真地直面实际问题。比如谈到中日关系复杂的背景下媒体应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一问题，他也认为有些日本媒体是有问题的，有些报道不准确。他也想改进这个情况，但是并不容易。

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及日本天皇访问中国后，都是中日关系较好的时期，我们时常一起回忆这段时期，并都愿意把中日关系继续向前推进。福田先生本人推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签订，他的父亲福田赳夫对中日关系同样有重大贡献，推动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福田先生把推动中日关系作为他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宗旨，自始至终无论身处何职都是抱着这一宗旨，因此我对他的使命感十分钦佩。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这样的老一辈对华友好、了解中国的人士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赵启正：日本老一辈政治家中，我熟悉多位对中日关系有贡献的人士，例如在中日恢复邦交时参加谈判、在田中角荣首相时期担任官房长官的二阶堂进先生，又如曾担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前内阁官房长官的野中广务先生，他们都曾跟我有过很深的交流。

二阶堂进先生曾跟我提及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周恩来说服了田中角荣首相起初坚持先解决钓鱼岛争端再谈复交；最终双方同意了先搁置钓鱼岛的问题，认识到如果不搁置的话，谈判就进行不下去。野中广务先生曾带着日本老兵访问南京，一些老兵在南京的城头上忏悔了以前的错误罪恶行为。可是有的日本媒体却因此对野中广务先生发动了攻击。

这样的老一辈日本政治家为促进中日关系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也付出一些代价，日本国内有一些“右倾”势力会攻击他们，但他们都能够承受住。尽管如此，这样对华友好、了解中国的人士现在大多也不在世了，我的愿望是能有新的朋友、新的友好人士出现。

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高潮”

澎湃新闻：1992年，您曾参与天皇夫妇访问上海的安排。您是否能与我们分享当时的筹备和实施过程的一些细节？

赵启正：1992年，明仁天皇夫妇访问上海时，我是上海市副市长，并负责外事工作，因此和日本方面事先进行妥善安排这次访问的会谈。日本方面参加协商的是时任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野作太郎，我们讨论了很多细节问题。

中方也为此开了几次会议，因为天皇夫妇在上海的时间只有24小时，因此我们对每一场活动都做了精心安排。比如在机场迎接时，我们要先开飞机后门，请日本记者们先下来，避免遗漏天皇下飞机的镜头。此外，我们还对与天皇夫妇握手的人数和时间做了限制，以节省出时间来安排其他活动。

8月27日中午到达，中午过后就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工程实验室参观并和与学生们进行了交谈。接着，天皇夫妇与上海各界名流见面，我也在当时陪同着一一做了介绍，其中有许多精彩对话。例如上海的天文学家叶叔华当时对明仁天皇说，中日两国的天文学家合作测量发现，东京和上海之间的距离每年都会缩短3厘米。当时天皇回复说，那很好啊，东京和上海就更靠近。这一场景令我印象深刻。

其中，大家很关切的是我们在上海给天皇夫妇准备的一场晚宴。当时，上海锦江饭店给他们准备了大闸蟹，日本方面说吃大闸蟹可能很费时间，实际是怕日本记者拍到一些“吃相”难堪的镜头。我们回复说，“请放心，大闸蟹是已经剥好了的，打开之后就吃起来很方便的。 ”

还记得当时，天皇夫妇要到南京路和外滩看一看，晚宴结束时间已经推迟了20分钟，南京路提前断绝了交通，但南京路的两边被挡住的行人都非常耐心地等待。同行在南京路，天皇夫妇感受到了上海民众欢迎的心情，非常高兴。

事后，日本外务省的先生们告诉我，外务省给上海的接待评为120分。他们说，你们的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符合中日文化，同时也对我们表达了感谢。

澎湃新闻：对于很多民众来说，这段经历可以算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高潮”，回顾这50年，您觉得还有哪些可以被称为两国关系的“高潮时刻”？

赵启正：我觉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应该也算一个“高潮”。此外，后来福田先生签订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也是在困难时期中的一个“缓冲”。

当然，在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中日关系的障碍严格来讲还是在日本政府和议会方面，其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包括钓鱼岛问题和对中国台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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