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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忆(暑假生活琐忆)
鲁迅,鲁迅先生,青年琐忆(暑假生活琐忆)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那是1932年吧,《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改组《申报》,本来(申报》副刊《自由谈)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周瘦鹃主编的,发表的大多是茶余酒后的消遣文章。从1932年12月起,换上了刚从法国回来的黎烈文,黎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自由谈》在他的主持下开始发表进步的杂文和散文,当时鲁迅先生、茅盾先生以及左联的许多作家都给《自由谈》写过稿,鲁迅先生写得最多,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经常变换笔名,这一时期的文章后来都收到《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个集子里。
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幼稚的青年,在邮局做邮务佐(捡信生)。大革命时期,上海的邮政工人曾经积极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邮政老工人牺牲了不少,邮政工会也被国民党所控制,但是邮局—人地下的进步活动仍然在进行。通过当时已经离开邮局的老工人沈孟先介绍,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的影响。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靠了亲戚的资助才念了点或书,上到初中二年级,终于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托病退学,但是,上学的时候,我很喜欢文学,当了邮政—人也常常弄弄笔。在地下工人运动中,我也是担任一些文字宣传工作的。
1933年,我开始给《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最初是写一些散文,记得第一篇是《故乡的雨》,很快就发表了,接下来又写了《海》等散文,以后就写起杂文来,如《新脸谱》、《从江湖到洋场》等都是那时候写的。这些文章大都是针对那些国民党御用文人的,由于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除了《自由谈》之外又不多见,那些专凭嗅觉看文章的走狗文人们便以为“唐?”也是鲁迅先生的化名,就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名下,而对鲁迅先生呜呜不已。记得当时化名“陈代’的林微音,就把我的《新脸谱》一文当成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在《时事新报》上指桑骂槐地攻击鲁迅先生。我写文章,鲁迅先生挨骂,这使我很不安,总想当面向鲁迅先生致个歉意。但是正像在《琐忆》一文中谈到的,由于听到过一些不正确的议论,对鲁迅先生总抱有一种敬畏之感,想去见他,却又不敢去见他。
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在《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请投稿者吃饭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了鲁迅先生。记得参加的还有钱杏村、郁达夫、胡风、曹聚仁、徐懋庸、林语堂几个人。就像《琐忆》中写的,我和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他就笑着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哩。”开始听了这话,我感到有点局促,鲁迅先生看出了我的窘态,就亲切地问我是不是姓唐,我告诉他这是我的真实姓名,他就哈哈地笑着对我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我知道这是指他曾经用过“唐俟”的笔名,谈话就这样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对于替我挨骂的事,鲁迅先生和善地安慰我说:“那不相干,他们总是要骂的,骂鲁迅是他们的公事,不骂就会失业的。让他们骂吧。骂得好,我看。我看他们骂人的艺术。”
后来,大家海阔天空地谈起天来,从暴露文学谈到书报检查,从文艺批评谈到《水浒传》的英译本。鲁迅先生很健谈,他的见解往往很精辟,话说得既有份量而又幽默,常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次会见,我亲身感受到鲁迅先生的慈祥、平易、和蔼、可亲,体会到他对同志、对进步青年的热爱,原来积在心头的疑云一扫而光了。
《琐忆》中提到的鲁迅先生帮一位青年补靴子的事,是我听孙伏园谈起,后来在谈话中问过鲁迅先生的。先生的回答很含蓄,他承认受过进化论的牵制,但是他认为,相信进步。相信未来、相信青年并没有错。尽管有些他接触过的青年后来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成了“虫家”,但这并没有使他产生偏见,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为那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做些事情,把他们引上正确的轨道,而不使他们退化为“猴子”、“虫豸”。
《琐忆》作者没有用长篇大论或重大的事件来论述和表现鲁迅怎样崇高,怎样伟大,而是用自己所经历的事情,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细致入微地刻画了鲁迅的性格。一些事情看来似乎不十分重要,而且彼此也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连,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只不过是些“琐忆”,但实际上它们都包含着深刻的意义,都反映出鲁迅性格的重要方面,本质方面;这就是文章开头就点出的鲁迅自己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不但如《琐忆》作者所说是鲁迅“自己的写照”,“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也是《琐忆》全文所要集中表现的题旨。实际上,《琐忆》就是围绕着这两句诗展开的,许多具体事例都是为了表现鲁迅性格的这两个重要方面。文章开头就引用了这两句诗,中间又重复引用,可以说这两句诗在全文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唐弢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现在于江北区甬江街道畈里塘村,原名唐端毅,曾用笔名风子、晦庵、韦长、仇如山、桑天等。靠亲友资助,勉强读了两年初中,十六岁时辍学,考进上海邮局当学徒。他刻苦自学,写文章试向(申报)“自由谈”副刊投稿,因此结识鲁迅,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和指导,走上文学创作、研究的道路。他曾参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的校对工作,承担(鲁迅全集补遗)辑佚工作。解放后,发表过大量研究鲁迅的文章,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出版了十多本杂文集、论文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以散文和杂文为主,其风格接近鲁迅,并因此与鲁迅结识。一九三三年起发表散文、杂文,后结识鲁迅。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坚持抗日文化运动,参加初版《鲁迅全集》编校。又支持《鲁迅风》周刊,编辑《文艺界丛刊》,兼任中学教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回邮局,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民主运动。《周报》被禁,转编《文汇报·笔会》。新中国成立后,致力鲁迅著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坚持杂文、散文创作,历任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等。一九五九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一九七八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一九九二年一月四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八岁。
唐弢一生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时评,并以《晦庵书话》的形式记录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动。唐弢是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和海内外公认的权威学者,曾参加过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辑录、考订了鲁迅佚文。他的一系列关于鲁迅创作的著述,在鲁迅研究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唐弢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在史料、史论方面有重要贡献,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学习现代文学的重要著作,被列为高等院校文科通用教材。其所著杂文思想、艺术均深受鲁迅影响,针砭时弊,议论激烈,有时也含抒情,意味隽永,社会性、知识性、文艺性兼顾,先后出版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短长书》、《唐弢杂文选》等,散文随笔集《落帆集》、《晦庵书话》等,论文集《向鲁迅学习》、《鲁迅的美学思想》、《海山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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