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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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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转自：叙拉古之惑

1885年，英军攻占缅甸首都曼德勒，开始对其进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这一时期，在缅甸的英国人视缅甸语为劣等种族，大多数英国人对“给土著士兵或仆人造成的不公正和苦难，臣民中只有部分专业人士的堕落，弱肉强食的自我膨胀”非常自满，或者至少是默许。

奥威尔在缅甸当警察期间目睹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尽管他承认英国人在管理缅甸方面比当地人做得更好，但他仍将殖民统治视为不合理的暴政，并为自己的参与深感内疚，因此在退休前辞去了这份高薪工作。“我确实在印度警察部队服役了五年，也确实中途放弃了这份工作，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不适合我，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我知道内情。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在我的著作中找到，包括一部小说”。这是指他的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故事背景在英国殖民统治末期的缅甸小镇Kaioktada。一群英国人聚集在一个白人俱乐部里，整日饮酒，以此来排解难以言喻的孤独。其中，内心软弱的弗洛里明知英国殖民统治毫无意义，却缺乏足够的刚毅去争取他的印度朋友维拉斯瓦米博士加入白人俱乐部。奥威尔在书中不仅生动地描述了英国人在缅甸的生活，还探讨了复杂的民族关系，尤其是英国人对印缅土著人行使权力的各种方式。

从权力关系看种族政治

现代社会权力的行使以规训为主导，规训是指为达到服从而采取的各种系统方法(包括观察、记录、计算、调整和训练等。).按照福柯的观点，规训是“一种权力，一种行使权力的形式，包括一整套工具、技术、程序、应用标准和对象”。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权威对个人的塑造和控制。在国家政治的语境中，权力的行使方式被阿尔都塞划分为压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RSA是指通过警察、军队、刑法体系等手段对下属阶层公开行使权力。这些暴力手段不仅在经济上代价高昂，而且在维护社会生产和阶级关系方面效果也不理想。按照福柯的观点，权力的行使必须谨慎，以减少抵抗的可能性。过度依赖暴力的方法显然是“一个政权虚弱的标志，在这个政权中，下属阶级(包括一些统治阶级成员)会认为自己处于不公平的境地，并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比较好的方案应该是，从统治集团到从属集团，所有人都觉得现行制度是公正合理的情况，即“社会大多数成员保证一个阶层对其他阶层使用权力是极其自然的，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就需要非暴力的ISA手段来调节社会矛盾，复制阶级关系。ISA是指通过宗教、教育、大众传媒等手段对下属阶层行使的隐含权力。因为这种隐秘性，ISA的效率更高，也更吓人。没有它的支持和协助，RSA无法长期维持社会现状。《缅甸岁月》年，英国人在对印缅殖民地行使权力时，不仅利用了警察、军队和刑法体系等压迫性国家机器(RSA)，还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这一无形武器实现意识形态统治，将一种人为构建的劣等民族身份强加给土著人民，并使他们认同这种身份，从而使其统治地位永久化。

《缅甸岁月》

“身份”一词的字面意思是“身份”，即个人被视为群体成员的一系列行为或个人特征。按照巴赫金的观点，所谓的“自我”是抽象的、虚幻的。自我认知只能通过与一个坐标点(即“非我”)的不断比较和互动来实现，这个坐标点是自我建构不可或缺的，是“他者”。换句话说，自我(感知者)和他者(被感知者)并不是作为分离的实体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两个坐标之间的关系……它们是相互区分的”。在种族政治中，身份的建构和区分往往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而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上，并且往往伴随着夸张和扭曲，成为“支持和巩固帝国主义自我定义的产物”。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说，既然人们总是以“我们不是什么”来定义自我认同，那么我们不是什么就必然会被对象化，被妖魔化为“他者”。3354“疯狂、任性、与众不同的人内化为“他者”，这有助于我们巩固自己的身份：他们的存在意义只是为了证明既定权力的合理性”。

欧洲人知道树立反面形象对自己很重要，所以把目光放在了东方人身上。

。为了把二者区别开来，他们把东方人简化成一种固定的形象，总是跟无知、野蛮、肮脏相关联，以此来衬托自己的种族优越。换言之，在欧洲人身份构建的过程中，东方人失去其真实的身份，被迫变成他们被期待的样子。赛义德曾提出：“东方是欧洲的文化对手，是其最深刻和最常见的他者形象。此外，东方作为对照性的形象、思想、个性、体验，也有助于界定欧洲(西方)”。不管这种形象正确与否，它“一直是大众的参照系”。其结果便是：欧洲人认为自己的优越感乃是理所当然，并希望被殖民者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即有意无意地以欧洲中心观为先决条件)内在化，从而习惯于毁损自己的民族、接受自身的从属地位。

不可逾越的身份界限

在《缅甸岁月》中，欧洲人在各方面都强调自身和缅甸土著的区分，因为任何模糊这种区分的行为都会对他们的身份构成潜在的威胁。这让人想起霍米·巴巴的“模仿人”概念——所谓模仿人，就是深受宗主国文化教化的被殖民者。“他与殖民者越相似，就越容易对殖民权威构成进攻型威胁。殖民话语中模仿人的在场，就是针对殖民权力表征结构的解构”。 这种例子遍及整个小说——埃利斯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沙文主义者，此人鄙视缅甸土著，其无礼之言充斥整个故事，如“这个国家暴乱横行就是由于我们对他们太手软了。唯一有效的政策，是把他们当成臭泥”。与这种公然的咒骂相比，书中的一处细节更能体现英国殖民宣传(即把先进文明引入落后国家)的虚伪：在一个骄阳似火的早晨，埃利斯问俱乐部管家还剩有多少冰块。当管家回答“我发现如今保持冰块低温可真够困难的”(I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keep ice cool now)的时候，埃利斯勃然大怒。发火的原因倒不是因为防暑的冰块不足，而是由于土著管家的英语过于标准和文雅：“你他妈的少这么讲话——还什么‘我发现可真够困难的！’难道你刚吞了一本字典不成？‘对不起，主人，冰块冷不了’——这才是你该说的话。哪个家伙英语开始讲得太好了，我们就得让他走人。我可受不了会讲英语的佣人”。在英国人高傲的作态下，是一种潜伏于所有帝国主义者心中的恐惧，这种恐惧导致征服者无法容忍土著的任何才智——虽然从纯语言学的角度讲，英语并不优于其他语言，但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一口文法严谨、措辞文雅的英语，代表着良好的修养和显赫的身份，假如土著变得和他们一样有教养，其“他者性”自然也就不复存在，随之一同消失的自然还有英国人的优越感。因此，殖民者对土著的教化(哪怕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只能有限度地接受。正如阿特金斯所言：“帝国的伟大时代，就是他们带领土著奔向文明之光的岁月，而当这光芒真的就在眼前的时候，却变得不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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