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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加木是什么字)-人加木是什么字
汉字,中国,林西(鸟加木是什么字)-人加木是什么字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林西莉
回到瑞典之后，学生们就他们在中国的所闻所见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我也发表了关于中国教育系统的文章，还接受了电视采访。这些带给我很大的影响，我决定从那以后，每年都和我的学生一起去中国，以便学习更多、了解更多。但这个心愿还是花了点时间才实现，在1979年之后我们才成行。
1979年之后，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拜访学者或去观摩新的考古现场。我跑到山东去看中国现存最老的房子，去黄河边上的大河村遗址看新石器时代村庄的遗迹，去安阳边上的小屯村看正在进行挖掘的巨墓，去西安的半坡，当然，也去苏州的丝绸厂了解丝绸的生产工艺，观看剥茧抽丝的奇妙过程。
我去过嵩山的嵩阳书院寻找中国最古老的树，也去到西安向北或延安周围，参观那里壮美的窑洞，也在那里见识到了绝无仅有的剪纸艺术。在延安剪纸中，鸟是一种最通常的题材，我见到的最多的形式是两只相对的鸟儿，这是剪纸的一种自然结果：把纸叠成两层，一次能剪出两只鸟儿。金文中的“雔”字看起来就像与剪纸有着古老的血缘关系。还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只狗，长得就像甲骨文里的“犬”字，“犬”简直就是按它的模子创造的！在一条关于灭火器的广告里，那个“火”字也很明显被设计成了甲骨文的样子。这些线索无处不在！古老的形状和古老的图画在今天就如同三千多年前一样活生生地存在着。奇妙无比！所有这些都让我对汉字理解获得了信息和灵感。
延安剪纸
当我在开始动笔写《汉字王国》时，我本想写一本关于汉字象形起源的简明、通俗的书，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许多传统的解释已经过时了，大多是因为最近几十年的许多考古新发现，还没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去修正。考古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进行第一批正规的发掘工作。但是随后几十年的内战和外敌入侵使这项工作基本停顿下来，到50年代才恢复。
我对汉字的解释是首次根据那个时候以来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来讨论汉字的核心部分。我找到了像夏鼐这样有着传奇色彩的考古学家来咨询甲骨文的不同方面以及早期中国人类的问题。80年代初期，我见过夏鼐教授几次，当时他已经很有一把年纪了，但是他很和蔼，细致入微地回答我所有的问题。我问了他很多关于墙的问题。我参观过诸如长城，老北京的城墙，南京和西安的城墙，还有在郑州的一种特殊的墙，这正是他的研究领域，在那里能看到外层石头剥落后的墙是如何被建造的。这对于我写关于表示“屋顶与房子”的汉字的解释时非常有帮助。夏鼐教授不仅让我了解了建筑本身，还帮助我了解了汉字的结构和来源。
我还拜见了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建筑史学者，就“宗”字进行探讨。“宗”字是由表示屋顶的“宀”和表示“预兆”的“示”组成。对于“示”字的解释不一，唯一能确切的是，有对各种自然现象观察和对凶吉预示有关的“示”字，其活动都发生在高大的祖庙或附近。我一直考虑这个字所具有的不同字形。在甲骨文里它的样子很接近窑洞的圆形，蜂房式的屋顶，而在金文里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字更像与墙明显分开的房子——很像考古学家复原的祭祀大厅。
北京西城区的屋顶
我就这个字的不同写法是否反映不同的屋顶与中国文字专家进行讨论时，他们坚决否定这个想法，认为不同是暂时的，因为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笔体，是“误笔”。可是1984年夏天我在北京拜见的那几位建筑史学者，他们认为两种不同的房子样式并存了很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半地穴式的房子越来越少，安阳排房式的大房子越来越普遍，这种发展也表现在文字上，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系统研究能说明这一点的材料。我能相信谁说的呢？只有把这些观点都记录下来，留给读者去思考。
当我拜见学者或者其他人时，无论是在博物馆、村庄、考古现场还是别的地方，我总是开门见山地表示我对汉字有莫大兴趣，说我正试图写一本关于汉字的书，以此给我的瑞典同胞解释汉字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古老的文化，然后我再向他们提问。我这个不请自来而且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老外刚开始让大家不免有些诧异，但大家对我都是礼遇有加，极其友善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更会带着我多转一转，让我了解到许多我之前根本不懂的东西。没有人好像真的因此感到不可思议，更多的是为我的兴趣感到高兴。
汉字长征
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的中国，供给情况很糟糕。但是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博物馆里、考古挖掘现场以及很多其他场合下的人们再次润物细无声地活跃起来，变得乐意与那些对他们的工作以及老派的话题，比如汉字感兴趣的外国人见面交流。虽然在那个时候鲜有人问津这样的兴趣或工作，他们依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骄傲，我的出现更令他们欣喜，所以他们全力帮我。
80年代之后，西方的食品都在中国出现了。过去，我们西方的面包在中国从来没有，除了与外国人有关的少数人可能偶有机会品尝到。那时，城市里有了在模具里烤的面包，公园里的食品摊像卖糖果一样把它们卖给在寺庙和假山之间游玩的饥肠辘辘的游客。他们就直接吃，就像我们西方人吃一包炸土豆或爆米花一样。我常常看见人们在街上拿着一大块面包，边走边吃。现在你可能看不见那种场景了，但是30年前，因为从来没见过或尝过，任何洋玩意都很吸引人。 当我开始研究汉字时，没有中国人，也没有其他外国人做着和我一样的工作，我也不认为有那个可能。因为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地方，甚至至今，中国和西方学生、学者专注于一到两门不同的科目，比如专攻艺术史、历史或者语言学等等，但却无法打破这些科目的边界。而我自己，积攒了一大把不同学科的知识：艺术、历史、音乐、语言等等，还在全世界体验并研究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当我开始关于汉字的长征时，所有这些知识都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因此我的视野更宽广，它帮助我用不同的方式来观察汉字、活在中国文化里的汉字。
所以，我在欧洲学习不同学科的十年，还在世界周游的十年，以及写书的十五年，成就了我对汉字的长征。而今，我们经常谈及跨学科研究，我在中国所做的正是跨学科研究。但很遗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考古学、语言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在中国已经淡出关心的焦点。所有的目光都投向经济，学生都蜂拥而去投奔如计算机科学、大众传媒等这样新的领域了。
《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2016年，《汉字王国》经重新编排，成为”给孩子”系列的第五部：《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当我的书最终成型出版时，我已经57岁了，那是1989年。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选择去过我的一生，我会毫不犹豫地走同一条道路。当初，我的目标就是我所写的关于汉字的一切要在学术上高屋建瓴，像博士论文那样扎实。迄今为止，我自己还没有发现有任何“错误”，也没有学者联系我或者批评我对汉字的解释。我感到很高兴，这也许是因为在出版之前长期而扎实的工作吧。我也还没遇到任何新的发现需要来修正我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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