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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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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综合报道

澎湃新闻获悉，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女士（Cecilia Lindqvist）于上周日去世，享年89岁。林西莉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弟子，痴迷中国传统文化与文物，对中国汉字和古琴多有研究，曾出版《汉字王国》、《古琴》、《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等著作。澎湃新闻特刊发其一则自述，以为纪念。

林西莉

林西莉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弟子，在跟随高本汉学习几年中文之后，1961年至1962年，林西莉来到北京大学读书求学，此后曾数十次到中国访问。

1971年起，林西莉在瑞典任汉语教师，1978年后为瑞典电视台做有关中国语言的节目，其后，她耗时八年，写成了《汉字王国》一书，1989年出版后，有了英、法、德等十多种译本。

林西莉在学古琴

林西莉不仅研究中国汉字，而且非常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她曾花了两年时间学习古琴，并用中文名林西莉著《古琴》，该书在2006年获得瑞典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她所著的《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则记录她在中国的那段生活，那是一段她无法抹去的记忆。

《古琴》林西莉著

《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 林西莉著

在林西莉远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南部的家中，庭院的一角种着中国竹子，室内墙上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摆放的是中国古籍，更为醒目的是墙角那把暗红色的古琴。她懂甲骨文、金石文，了解《广陵散》《空城记》《诗经》《列子》等许多中国音乐故事及文学里的音乐典故。

我的汉字长征

口述/林西莉，整理/冯亦斐 Tom Wang

初到中国

话说1952年，我高中毕业，之后的九年时间里，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不同的科目：艺术史、历史、语言学。瑞典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做一辈子的大学生。

后来，我在希腊住了几年，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音乐，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鲁特琴。当我28岁时，才开始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所高中安顿下来教历史。我喜欢教书，但又不甘心这么早就安定下来。那个时候，我已经对欧洲文化非常熟悉了——花了12年学习德语、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意大利语也不错。但我渴望体验并了解世界上其他的伟大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也许我可以学一下汉语？

王迪给林西莉授课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教授是我学习汉语以及决定去中国的关键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七十多岁高龄的他已经退休，但依然每个周一的晚上开一堂两小时的讲座。这对我来说太合适了：我白天教书，晚上听课。在课上我学会了如何使用字典来翻译他发给我们的课本——孔孟重要典籍的影印本。

高本汉每教一个汉字都会把字的来源和已知原型告诉我们。他讲授的汉字，个个有史有据、鲜活生动、易于理解。在汉语言研究领域，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权威，但他对汉字的热爱依然不减当初。带着这股无法抑制的热情，他在黑板前侃侃而谈，直到粉笔灰像龙卷风一样环绕着他。他的博学，他对汉字的热爱强烈地吸引了我，他的课让我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汉字越来越着迷。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决定一起到中国去学习现代汉语。

然而在当时，要获得留学签证很不容易。起初，驻瑞典的中国大使馆官员态度非常消极。他们首先会问：是谁派你们去的？哪个组织？哪个政党？我们解释说我们完全是个人想去，我们已经攒足了在中国生活一年的费用。我们跟任何组织或政党都没有关系。但文化参赞明确指出：中国大学不接受外国学生的个人入学申请。

学生证

无奈之下，我们开始搜集包括高本汉在内的重要学者的推荐信，甚至还获得了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的许可书。一年多后，北京大学发来了入学通知书。1961年1月2日，我们离开瑞典，开始了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两年时光。因为在学期中入学，没有适合我们的初学者课程，所以我们免费获得了一位专门教我们的老师。她是位严厉的中年妇女，用的教学方法就像是我们瑞典几百年前的方法。

起初的学习艰难乏味。每天20个汉字，一周学六天。每天第一节课总是先做家庭作业小测，然后过一遍要新学的汉字，从来不介绍任何汉字结构，或者此字在甲骨文或金文中的古老字形。只是重复、重复、再重复。每周的最后一天则是总复习，把本周所有学过的汉字全部温习一遍。

图解汉字

渐渐地，我们得开始用学过的汉字写短文。多亏了我们还带着高本汉的《古汉语字典》，才能独立地对汉字进行分析，这也成是我们理解和记忆汉字的唯一方式。

我们学习的课本和句子都是政治挂帅，比如“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公社好！” 几个月后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就跑去问老师能不能找些不带“色彩”的读物，比如成语故事等。她一开始很生气——也许只是装出生气的样子来，不过还是去和上级领导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领导同意她将政治教材换成精彩的传统故事，如“东郭先生和狼”“牛郎织女”和“曹冲称象”。

我们长舒一口气，老师很显然也轻松了。她慢慢地变得友好开放起来，甚至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我们在那里喝茶、吃糕点，更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她和她先生居然合演了一段京剧，她扮演旦角，这跟我们熟悉的她是多么不同啊！

1961年来到中国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而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回想起这两年，发现它就像是人体的黄金点，或者一幅中国的山水画，画在金丝绸卷上的墨笔画。我从没认为在那期间我所学习或者经历的会有什么“用处”。

那时，我开始怀着最浓厚的兴趣观察我周围的世界。每样东西，每一个细节都那么重要。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能会发现一些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我越是认真地观察，我就理解得越多，我对汉字的理解也更深。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大跃进”刚刚失败，随后一连几年食品很少。秋天连大白菜都很缺乏，每一片叶子都要捡起来，晒干使用。我们宿舍外的树刚刚落叶，有几周就挂满了白菜叶，好像给人披麻戴孝。我来自另一种文化，人们已经忘记晒干菜的方法，因此这种景象是不可理解的。

当春天来了，树木复苏了，长出了新的叶子。然后在树丛中、树枝上，到处是人。平时在路上悠闲散步的大学生们不见了，他们像山羊一样采集树叶。我向老师抱怨说：“这是一种破坏行为！没有人能制止他们吗？他们在破坏树木！” 我的老师平静地说：“你要知道，他们半个冬天没吃到任何绿色的东西……”

我不再抱怨了。那时候我突然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华北平原上的树木。它们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们被过多地索取。人们无法想象自由的参天大树，那种形象一定很特别。而“木”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叶子，只有干和枝，在冬天的天空下树黑乎乎地站着，没有任何美感，一种单调但真实的形象。这个形象一直与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树与一个“木”字立着的形象相连。 1961年的冬天和来年都是那样绝望的年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和政治运动，这个国家发现自己处在真空之中。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平等的社会突然成为非常遥远的梦想，所有的一切都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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