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瓘怎么读_盥怎么读

神宗,国是,王安石瓘怎么读_盥怎么读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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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首次系统论述了宋代的“国是”问题，并对宋代党争作出了新的解释，是近年来关于宋代政治走向的一篇大制作。余先生在第五章“国是考”序言中说：“如果我们说：不通过‘国是’便无法彻底认识朱熹的历史世界，那也不算太夸张。但据我浏览所及，这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尚未见有人作过系统的讨论。所以本章拟专以‘国是’问题为中心，根据原始资料，勾画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余先生在讨论宋朝国是起源时，将“国是”的起始年系于变法全面展开的熙宁三年，“国是”的核心是不许“异论相搅”，并且是由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共定。这个看法又在沈松勤所著《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得到引申和发挥。然仔细考量似与相关史实有一定出入，故提出来进行再讨论。

余先生和沈先生论及宋代“国是”问题，均是以熙宁三年四月甲申，宋神宗与司马光的一次对话为起点。

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对于这段对话，余先生说这是“‘国是’观念在宋代朝廷争议中的第一次正式出现”，并从其史源、历史背景和对话的意义作了很详细的考订和解读，最后得出“神宗接受了《新序》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国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作单方面的决定；相反地，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结论。但是现存宋代文献记载“国是”之事，似始见于宋神宗熙宁元年五月右正言孙觉《上神宗论所急者近效所勤者小数》：“臣近陈愚款愿陛下时御便殿，召大臣或从官，各以其类数人偕进侍坐，以讲求治道，因定国是，兴太平之功。臣窃计陛下日力且不足矣。何则？陛下御前殿，复御后殿，退则览中外章奏而可否之，往往至于暮夜。大禹勤俭，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亦何以过此！臣愚窃以谓此所急者近效，所勤者小数，而于远图或有所遗，大道或有所蔽也。”孙觉这道奏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神宗即位之后，即汲汲于治道，“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国是”的商定已在积极进行中。在这里“国是”的商定尚未有特别的政治意义。

宋神宗赵顼

二是宋神宗选择王安石的思想或施政纲领作为“国是”或“国论”，是在王安石新法推行之前，而不是在其后。根据多种文献记载可知，孙觉上奏书之前，宋神宗在熙宁元年四月曾先后向富弼和王安石问以治道。神宗诏富弼入见，“坐语，从容访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为，对曰：‘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徳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显然宋神宗在富弼处未得到他所期望的东西。于是三天后神宗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宋神宗谓王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谋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王安石对曰：“以择术为始。”宋神宗又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退而上《上神宗论本朝百年无事》。第二天，宋神宗谓王安石曰：“昨看卿所奏书至数遍，言本朝事可谓粗尽，计治道无以出此。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二经画，试为朕详见施设之方。”至此，宋神宗选定王安石的思想和施政纲领为“国是”。因而，孙觉的奏书里就有“讲求治道，因定国是，兴太平之功”的说法。翌年二月，神宗擢拔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王安石《辞免参知政事表》云：“皇帝陛下绍膺皇统，俯记孤忠。付之方面之权，还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可畏，岂云国论（此处“国论”即是“国是”的同一语）之敢知。忽被宠灵，滋怀愧恐。伏望皇帝陛下考慎所与，烛知不能，许还缪恩，以允公议。”亦证明宋神宗在确定以王安石的施政纲领为“国是”，是在起用王安石变法之前，而不是在变法全面铺开的熙宁三年。

应当说宋神宗在熙宁元年以王安石的思想或施政纲领为“国是”，很大程度上符合朝野士人的政治诉求，所谓“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然而当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之时，却遭到守旧大臣的激烈反对，宋神宗选定的“国是”也因之受到质疑，因而直到元丰四年才又有定“国是”之举。

由以上所论可知，宋神宗选定“国是”的做法恰恰与余先生和沈先生所论相反，即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实际上，宋神宗不仅在初次选定王安石的思想和施政纲领为“国是”，是“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且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最终将新法定为“国是”，依然是“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三“元丰四年六月甲子”条记事云：

有上书乞审择守令者，上谓辅臣曰：“天下守令之众，至千余人，其才难以遍知，惟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以此进退，方有准的，所谓朝廷有政也。如汉黄霸妄为条教以干名誉，在所当治，而反增秩、赐金。夫家自为政，人自为俗，先王之所必诛；变《风》、变《雅》，诗人所刺。朝廷惟一好恶，定国是，守令虽众，沙汰数年，自当得人也。

同书卷三百五十“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条记事：

初，元丰五年，将行官制，上于禁中自为图，帖定未出，先谓辅臣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珪亦助确，乃已。

元丰四年，正是“事皆自做”的宋神宗大力改革官制之时，元丰改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而且为朝廷“惟一好恶，定国是”提供了坚定的政治保障。同时也说明元丰时期定新法为“国是”是出自“宸断”。正是由于元丰四年初定国是，因而翌年蔡确等人才有“国是方定”之说，而极力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入朝，这也就贯彻了宋神宗“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的国是宗旨。

余先生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条记事云：因代吕公弼为枢密使的问题，神宗和执政大臣曾公亮、韩绛、王安石三人有下面一番辩论，可以看作“新法”正式定为“国是”的开端：

吕公弼将去位，上议所以代之者，曾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上迟疑未决……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议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事无可为者。”绛深以安石所言为然，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固请用之，上弗许，乃独用（冯）京。明日，又谓执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为当，安石曰：“比京诚差强，然流俗以为宗主，愈不可胜……”公亮曰：“……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上遂不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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