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瓘怎么读_盥怎么读
神宗,国是,王安石瓘怎么读_盥怎么读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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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首次系统论述了宋代的“国是”问题,并对宋代党争作出了新的解释,是近年来关于宋代政治走向的一篇大制作。余先生在第五章“国是考”序言中说:“如果我们说:不通过‘国是’便无法彻底认识朱熹的历史世界,那也不算太夸张。但据我浏览所及,这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尚未见有人作过系统的讨论。所以本章拟专以‘国是’问题为中心,根据原始资料,勾画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余先生在讨论宋朝国是起源时,将“国是”的起始年系于变法全面展开的熙宁三年,“国是”的核心是不许“异论相搅”,并且是由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共定。这个看法又在沈松勤所著《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得到引申和发挥。然仔细考量似与相关史实有一定出入,故提出来进行再讨论。
余先生和沈先生论及宋代“国是”问题,均是以熙宁三年四月甲申,宋神宗与司马光的一次对话为起点。
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对于这段对话,余先生说这是“‘国是’观念在宋代朝廷争议中的第一次正式出现”,并从其史源、历史背景和对话的意义作了很详细的考订和解读,最后得出“神宗接受了《新序》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国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作单方面的决定;相反地,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结论。但是现存宋代文献记载“国是”之事,似始见于宋神宗熙宁元年五月右正言孙觉《上神宗论所急者近效所勤者小数》:“臣近陈愚款愿陛下时御便殿,召大臣或从官,各以其类数人偕进侍坐,以讲求治道,因定国是,兴太平之功。臣窃计陛下日力且不足矣。何则?陛下御前殿,复御后殿,退则览中外章奏而可否之,往往至于暮夜。大禹勤俭,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亦何以过此!臣愚窃以谓此所急者近效,所勤者小数,而于远图或有所遗,大道或有所蔽也。”孙觉这道奏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神宗即位之后,即汲汲于治道,“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国是”的商定已在积极进行中。在这里“国是”的商定尚未有特别的政治意义。
宋神宗赵顼
二是宋神宗选择王安石的思想或施政纲领作为“国是”或“国论”,是在王安石新法推行之前,而不是在其后。根据多种文献记载可知,孙觉上奏书之前,宋神宗在熙宁元年四月曾先后向富弼和王安石问以治道。神宗诏富弼入见,“坐语,从容访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为,对曰:‘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徳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显然宋神宗在富弼处未得到他所期望的东西。于是三天后神宗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宋神宗谓王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谋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王安石对曰:“以择术为始。”宋神宗又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退而上《上神宗论本朝百年无事》。第二天,宋神宗谓王安石曰:“昨看卿所奏书至数遍,言本朝事可谓粗尽,计治道无以出此。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二经画,试为朕详见施设之方。”至此,宋神宗选定王安石的思想和施政纲领为“国是”。因而,孙觉的奏书里就有“讲求治道,因定国是,兴太平之功”的说法。翌年二月,神宗擢拔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王安石《辞免参知政事表》云:“皇帝陛下绍膺皇统,俯记孤忠。付之方面之权,还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可畏,岂云国论(此处“国论”即是“国是”的同一语)之敢知。忽被宠灵,滋怀愧恐。伏望皇帝陛下考慎所与,烛知不能,许还缪恩,以允公议。”亦证明宋神宗在确定以王安石的施政纲领为“国是”,是在起用王安石变法之前,而不是在变法全面铺开的熙宁三年。
应当说宋神宗在熙宁元年以王安石的思想或施政纲领为“国是”,很大程度上符合朝野士人的政治诉求,所谓“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然而当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之时,却遭到守旧大臣的激烈反对,宋神宗选定的“国是”也因之受到质疑,因而直到元丰四年才又有定“国是”之举。
由以上所论可知,宋神宗选定“国是”的做法恰恰与余先生和沈先生所论相反,即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实际上,宋神宗不仅在初次选定王安石的思想和施政纲领为“国是”,是“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且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最终将新法定为“国是”,依然是“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三“元丰四年六月甲子”条记事云:
有上书乞审择守令者,上谓辅臣曰:“天下守令之众,至千余人,其才难以遍知,惟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以此进退,方有准的,所谓朝廷有政也。如汉黄霸妄为条教以干名誉,在所当治,而反增秩、赐金。夫家自为政,人自为俗,先王之所必诛;变《风》、变《雅》,诗人所刺。朝廷惟一好恶,定国是,守令虽众,沙汰数年,自当得人也。
同书卷三百五十“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条记事:
初,元丰五年,将行官制,上于禁中自为图,帖定未出,先谓辅臣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珪亦助确,乃已。
元丰四年,正是“事皆自做”的宋神宗大力改革官制之时,元丰改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而且为朝廷“惟一好恶,定国是”提供了坚定的政治保障。同时也说明元丰时期定新法为“国是”是出自“宸断”。正是由于元丰四年初定国是,因而翌年蔡确等人才有“国是方定”之说,而极力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入朝,这也就贯彻了宋神宗“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的国是宗旨。
余先生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条记事云:因代吕公弼为枢密使的问题,神宗和执政大臣曾公亮、韩绛、王安石三人有下面一番辩论,可以看作“新法”正式定为“国是”的开端:
吕公弼将去位,上议所以代之者,曾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上迟疑未决……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议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事无可为者。”绛深以安石所言为然,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固请用之,上弗许,乃独用(冯)京。明日,又谓执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为当,安石曰:“比京诚差强,然流俗以为宗主,愈不可胜……”公亮曰:“……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上遂不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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