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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怎么读)-andrea是男名还是女名
意大利,照片,新京报(andrea怎么读)-andrea是男名还是女名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还有一点,中国的城市化发生时间很短。一方面肯定是之前耽误了,想要赶紧改善城市的市容与基础设施。但我们都知道,每一段历史在一座城市留下的风格、特点、审美都不一样。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就是所有城市都被改造得一样,比如都向北京和上海学习。所以到了现在,无论是去县城还是省会城市,看到的城市模样都长得差不多。这和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来中国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当时,无论是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还是杭州、苏州、昆明等,每座城市给我的观感都不一样。
北京,1990(摄影:老安)
主题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艺术家的处理
新京报:我们来聊聊你的经历吧。你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摄影的?
老安: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从来没有学过摄影。我高中学的是计算机,大学学的是汉学。最早接触摄影,算是在初中。
初中三年,我们学校每年都会开设一门不太重要的手工课。我记得第一年是修复旧家具,每个人都带了一些家里的破家具来修。第二年是电子技术,有点类似于制作电子算盘。这段经历也影响了我后来高中选择的专业。第三年就是在暗房里学洗胶片。也是在那时,我有幸认识了奥利沃·巴尔别里,我刚好是他弟弟的同学。
虽然我没有在学院里学过摄影,但因为在很早就遇到了奥利沃,他又带我认识了路易吉·吉里等特别棒的摄影大师,我们每天都混在一起,一块儿生活,一起出门拍照,在我看来,我算是上过真正的大师班。加上当时真的没什么学业压力,我每天都有大把的空闲时间,看了很多艺术的、摄影的、文学的书,构建并丰富了我对于摄影和艺术的理解。
21岁的老安(摄影:奥利沃·巴尔别里)
后来我有幸参加了意大利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展之一,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最有名的意大利摄影大师都在里面,我是最年轻的参展者。那次展览的名字叫做《意大利之行》,也是意大利摄影的转折点,此后,人们开始关注人造的风景、边缘的城市这些主题,也就是类似“新地形学”摄影运动。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折?
老安: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一方面,彼时的意大利处于经济振兴时期,很多意大利人开始自己盖房子,用那种被传统建筑家认为是比较“俗”的审美,来设计与装饰自己的家,整个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意大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入了视觉媒体的年代。报纸、广告的兴盛带来许多视觉层面的冲击。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讲,艺术最早关注的都是英雄化的、贵族化的生活。到了19世纪,有些艺术家开始关注那些特别底层的、小人物的悲苦命运。然后到了我们那个年代,艺术家开始关注更为中间的主题——既不是贵族化的,也不是底层的,有点类似于中产阶级的生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意大利。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京报:我想起你在《稍息》的“气呼呼词典”里说道:“在艺术里,主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艺术家的处理。”你似乎很反感对摄影艺术的过度阐释?你如何理解作为艺术门类的摄影?
老安:和你分享一个好玩的事儿。我当时从中国回到意大利——大部分意大利人都没来过中国,对中国了解得也很少。当我把我拍的一些照片分享给几个艺术界的朋友。他们看完后,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一句话:不好意思,我看主题。他们说这句话的感觉就像是,看照片的主题就是对摄影家的一种侮辱,似乎照片有意思的地方只在于主题,而不在于摄影家的拍摄技巧。
我就对他们说,别客气,我不介意,我就要拍这个主题。这是我写下那段话的背景。刚好说到这里,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左为日本摄影家岛尾伸三与潮田登久子所摄,右为老安所摄。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你看,同样是一个主题,这两张照片能一样吗?我一直以来的观察是,比较尊重摄影艺术的人,都不敢对摄影家说,你拍的主题有意思。这是因为,你是艺术家,不论拍什么主题,都应该有意思,而不是因为这个主题本身很有意思。
生活在图像的世界,
我们却仍在用文本理解画面
新京报:我们都知道,摄影是一门现代艺术。1839年,摄影术在欧洲诞生了,当时很多人也认为摄影冲击了传统的艺术。法国学院派画家保罗·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甚至在当时发出“从今天起,油画了”的断言。伴随摄影技术的发展,人们也开始高呼“胶片摄影了”。而在手机摄影、PS当道的今天,许多人都开始怀疑摄影的艺术价值。在你看来,摄影技术的低门槛化及大众化,对摄影艺术带来了哪些影响?
老安:我觉得没什么实质的影响。当然,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摄影家拍照的方法肯定发生了转变。也有越来越多普通人可以拍照,但这对摄影艺术本身的影响微乎其微。这就好比几百年前,识字的人很少,后来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但好的作家依旧只是少部分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摄影门槛的降低,肯定是去掉了摄影艺术原本的神秘感。大家今天都知道拍一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儿,会有哪些效果,但能拍出伟大的摄影作品的人依旧很少。
意大利摄影家马里奥·贾科梅利(Mario Giacomelli)的摄影作品。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京报:事实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图像包裹的世界里了。生活的高度线上化、世界的图像化,是否也改变了我们对于摄影的理解呢?
老安:我觉得最可悲的一点是,我们虽然已经完全生活在一个图像的世界里,但我们的教育依旧是文本的。所以当我们要理解一幅画,还是得说半天。这在我这次出书的过程中体会很深。
每次去参加新书活动,都得是我或其他同行嘉宾给大家讲解,他们才会觉得你的作品有意思。包括这本书的出版方,也是在和我工作了半年之后,突然发现这些照片有意思。我认为这完全是教育的问题。
新京报:除了摄影之外,你也参与拍摄了许多纪录片,合作了许多电影、话剧导演。可以说说这些不同影像/媒介的创作经验吗?
老安:我一直对摄影、文学和音乐感兴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一些可以买到的小型的、质量过关的摄像机。我就想着怎么把我感兴趣的内容都结合起来进行创作。方法和拍照一样,就是到处拍,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所以才有了很多纪录片、视频和多媒体创作项目。
那个时候也正好赶上了多媒体戏剧的潮流。我记得我还做过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音乐剧。所有的布景都没有了,而是用我的影像来取代布景,最后的效果挺好的,但过了那阵子,也不太有人做这种类型的创作了。
我和林兆华合作过《理查三世》和《故事新编》,里面用的也是我拍的一些素材。其实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剧、话剧,我的拍摄角度都挺平的,唯一和拍照不同的就是人在动,事情在发生。林兆华的创作思路也是挺自由和开放的,基本就是演员自由发挥,我也想到什么素材可以用,就剪进去。到了最后,导演会把大家的即兴发挥规整起来,成为有条有理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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