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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怎么读)-andrea是男名还是女名
意大利,照片,新京报(andrea怎么读)-andrea是男名还是女名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老安:对,当时的舞厅全都是男青年跳给女青年看的。其实这个时候,人的衣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有了这样子的牛仔背带裤。
新京报:说到这里,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做到拍照的时候能够隐身在人群里?
老安:这是我的技巧(笑)。首先,我不会让自己在人群中很显眼,因此也不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其次,我会使用三脚架,用三脚架的话就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路人即使一开始注意到你,你一直在那儿,他们慢慢也就习惯了。
老安也有被人注意到的时刻。比如在1982年的苏州,老安和同行的摄影师被围观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乐于无目的的寻找
新京报:《稍息》是你的第一本摄影集,拍摄的是1981年-1984年的中国。为什么会选择结集这一时期的摄影作品?
老安:对我来说,1981年到1984年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有头有尾的时间段。我在那几年一直都是学生的身份。最早一次来中国是1981年的夏天。当时我还是一名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到南京大学参加一个为期六周的短期汉语学习班。学习班结束之后,我就申请了奖学金,1982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都在复旦大学留学。
在复旦大学留学时期的老安。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毕业之后,我回意大利当了一年的义务兵,回到中国之后一直奔波,身份也变化了几次,先是在香港住了几年——虽然我在香港的时候也老往内地跑,但毕竟是住在香港,后来到北京定居之后,因为生活也做了很多别的事情。所以整体看下来,1981年到1984年是比较整体的,可以被呈现出来的时间片段。
新京报:距离拍摄这些照片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为什么隔了那么久才想要出版它们?
老安:有很多实际的原因。我当时来中国带了很多胶卷,底片也都是我自己冲洗。那几年,我一直都在拍照,冲洗完之后保留了底片,但没有放大。暑假回意大利的时间也比较短暂,没有时间真正去做整理。搞摄影的问题,你也知道,只有到最后整理出来,才知道自己拍了些什么,如果不整理,就会有很多重复的照片。又因为不断有新的刺激,就一直不停地拍,直到自己直觉某一类主题的照片够了,才移到下一个主题。
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我虽然也回来参加了一些展览,初步地整理了一些照片,但都不是很彻底。后来因为生活的原因,到香港工作,我也仍然继续拍照片,再后来又拍视频。但在那个时候,扫描和修图技术都还不是太成熟。我在国内也没有专门的暗房,所以就把整理的工作搁置了一段时间。
当然,我的心里一直都搁着这个事儿。到了1993年,我又拿了一些之前放大的底片出来,和我的好朋友、摄影家奥利沃·巴尔别里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了一次展览。这应该算是这次出版前唯一的一次公开。
1993年,老安与奥利沃·巴尔别里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摄影展览《两个意大利摄影家在中国》。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京报:这次回头挑选照片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吗?
老安:挑选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过程,找回了很多我早就忘掉的记忆。说实话,隔了这么多年,很多照片你要说是别人拍的我都信。包括有些照片我甚至都忘了是在哪里拍的。(笑)
因为疫情的原因,我前后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挑选照片。一会儿加一张,一会儿又减一张,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律和标准,硬要说的话,就是我自己认可的,放出来也不丢人的照片。
新京报:你说到没有明确的规律和标准,这也是我的阅读感受。整本摄影集完全没有主题,也没有分地域,就像是透过照片在不同的城市里漫游。
老安:对。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想要描述某一个地方或某一种状态,就是什么吸引我,或者我觉得有点儿意思的,我就拍。
新京报:这是否和你对摄影的理解有关?
老安:是的。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摄影史的视域里看,我最早接触摄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视觉艺术刚开始兴盛起来的时期。当时我喜爱的摄影家,包括意大利的奥利沃·巴尔别里、路易吉·吉里,美国的伊文思、Lee Friedlander,法国的Eugene Atget等,他们都不太关心特别壮观的东西,而是关注大环境的变化、大部分人移居的城市郊区、人工照明与广告的介入等边缘主题。
意大利摄影家圭多·圭迪的摄影作品。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人都生活在没什么特色的环境里。我出生的地方也不是威尼斯这样的大城市,而是意大利的一个普通小镇。和你们在意大利电影里看到的估计不太一样,那时候大部分意大利小城市的生活环境没有太多个。而最早吸引我的摄影家们也都是描绘这种类型的生活的。
我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约翰·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写过一本展览图册《镜与窗:1960年代以来的美国摄影》(Mirrors and Windows: American Photography since 1960)。他在里面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摄影:照片是映射艺术家肖像的镜子,还是让我们更加了解世界的窗户。我肯定是属于后者。从这点上来说,抓住我的那些瞬间永远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未曾想到过的。
约翰·萨考斯基所著的《镜与窗》。
新京报:其实上世纪以来,有不少西方摄影师都拍摄过不同时期的中国。比如布列松、马克·吕布、布鲁诺·巴贝等。当然,他们中的不少都是马格南摄影师,严格意义上是新闻摄影,带有很强的报道的质。《稍息》就比较漫无目的,甚至有点儿不像是外国人拍的。
老安:马格南的摄影师里,我比较喜欢布列松。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和他们拍的不是一种东西。即使都是拍日常生活,报道摄影和艺术摄影还是两码事,和喜不喜欢,谁拍的都没关系。
新京报:和你类似的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家还有哪些?
老安:和我比较类似的,更准确的说我和他类似的还是刚才提到的奥利沃·巴尔别里。另外还有前几年来中国拍摄工厂的爱德华·伯汀斯基或摄影师马克·沃夫。不过他们的是有规划的系列作品,要说明某一种理论,我则乐于无目的的寻找。对于大部分外国人来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国家。你刚才提到的马格南摄影师,他们通常来中国都会配备翻译,也有人帮他们安排行程。而我就是个学生,在课余的时候到处走、到处玩、到处拍。
上海,1997(摄影:奥利沃·巴尔别里)
新京报:很多人评论《稍息》呈现了一个已然逝去的八十年代。这其实也和这几十年来高速的城市化结果有关:很多城市都变得同质化、士绅化,失去了原本的地方。对于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的你来说,你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老安:我来自意大利嘛。意大利城市的变化就没有中国那么大,有的话也是分区的。意大利的城市化是往外扩展,城市中心一直都被保护得很好。如果你住在城市中心的话,依旧可以看到十五世纪油画里的样子,只不过人换了服装,其他基本和现在一模一样。但中国的城市化覆盖了从城市到乡村的整体面貌,又加上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布局不像欧洲那样是放射状的,城市化的实现力度和程度要比欧洲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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