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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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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6周年。而这篇文章，希望讲述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5位女的个体故事。她们的故事曲折复杂，有从集中营中幸存、并在之后投身于美国黑人运动的犹太人；有热爱飞行又同时效忠于纳粹政权的德国人；也有在战后成为服务美国大兵的妓女、却坠入爱河为他苦等一生的日本人……
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仍要回忆这场战争、关注战争中的个体、倾听战争中的女个体故事？
为什么仍要回忆这场战争？因为战争的炮火看似已经远去，它所造成的灾难后果却从未消失。而动荡的国际形势更时刻提醒着我们，新的战争随时可能出现。而从战争中幸存的人们，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传达了有力的讯息，将集体的积极回忆化为精神的慰藉，防止未来类似的兽行为、人道悲剧再次发生。
为什么要关注战争中的个体？因为无论在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每个人对于战争的态度都是多元而复杂的，每个处于历史漩涡中的普通人都面对纠结、挣扎、可能决定生的个人选择。集体、荣誉和责任，对每个人而言的内涵和意义也不尽相同。例如，尽管由于信仰、恐惧或无知，大多数德国人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纳粹的所作所为，但即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政治清洗、种族清洗以及强制暴力和宣传过后，仍有秘密反纳粹抵抗运动在进行。而同样身为犹太人，面对纳粹政权的反犹主义，有人选择逃离、有人选择抗争、也有人选择为纳粹工作委曲求全，每种选择都有其动机。
为什么要倾听战争中的女个体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线故事已经由男人们讲述过了，不妨听听前线女能带给我们什么全新的启示。”英国杂志《新政治家》如是说道。而日本剧作家杉山义法在看到“伴伴女郎”（即妓女）英姿飒爽地走在街头后，意识到，“男人输了战争举手投降就完了，但女人的战斗却不是这样。他们一败涂地时，女人却在战斗。”
那么女人的战斗是怎样的？
撰文 | 肖舒妍
01
集中营里的女孩和被隔绝的女孩谁能真正聆听她们的故事
1941年夏天，当德军入侵立陶宛时，立陶宛的妇女们还手捧鲜花向他们致敬，为摆脱苏联人的统治而高兴——一年前，苏军进入立陶宛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这里的犹太人如履薄冰，再也不能前往犹太会堂。只有朱迪斯·梅塞尔的妈妈不相信，她早就听到小道消息：“他们（指纳粹军队）在焚烧波兰的犹太人。”而梅塞尔一家，正是虔诚的犹太教教徒，时常与犹太同胞共度安息日。
《时代的女见证者：大屠杀的故事》，作者：【挪威】雅各布·罗斯，译者: 沈贇璐，版本: 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5月
果然，德国人的到来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境况。很快就有纳粹分子挨家挨户抓捕犹太人，将他们驱赶到一个名为科夫诺贫民窟的地方。被带走时，妈妈正在收拾朱迪斯的行李，纳粹却进门一把揪住了她的头发，将她拖了出去。她原本有一头乌黑的秀发，这正是典型犹太人的标志。
与妈妈不同，12岁的朱迪斯有着浅色长发、蓝色眼睛。这近似雅利安人的特征为她们母女俩在科夫诺隔离区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朱迪斯得以隔三岔五溜出隔离区，到黑市交换食物，缓解隔离区内的饥荒——犹太区里的食物紧缺，人们甚至饿到了吞食草根的地步——一次，她甚至用一枚钻石戒指，换到了珍贵的五个面包，这简直是雪中送炭。
朱迪斯·梅塞尔进入集中营之前的照片。
但是这头浅色头发，在1944年朱迪斯被带往斯图斯霍夫集中营时，为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集中营入口的两位盖世太保嬉笑着拉扯着她的头发，其中一位惊喜地说：“好漂亮的浅色刘海。我要把这头发带给我女儿。她一定喜欢，正好给洋娃娃做头发。”等回到母亲身旁，被揪掉头发的朱迪斯已是满头满脸的鲜血。
排在朱迪斯右前方的一位女子，穿着一件连衣裙。盖世太保命令她脱下裙子，裙摆里却掉出一名刚刚出生的婴儿。盖世太保二话没说，拎起了婴儿扔向草坪，孩子就这么被狠狠摔了。而孩子的母亲在之后和朱迪斯分到了一间营房。她始终紧紧攥着拳头不肯放手。拳头里，是一只小小的婴儿鞋。纳粹很快发现了这只鞋子，想要没收。她却活不肯松手。于是，纳粹一枪崩了她。
与此同时，在荷兰，纳粹对犹太人的抓捕也在展开。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时，几乎没有干扰荷兰的正常生活。他们执掌了权力，但机构、公共服务系统的运行基本保持不变，只有反犹太人措施几乎不可察觉地升级了：犹太人被驱逐出防空避难所，所有犹太人都要登记在册，必须佩戴黄色大卫星才能出行。1941年2月起，大规模逮捕才真正开始，而登记在案的犹太人已插翅难逃。
《被隔绝的女孩：二战中的荷兰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运动》，作者：[荷] 巴尔特·范埃斯，译者：成琳，版本：甲骨文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
1933年出生在荷兰海牙的女孩赫西林·德容-斯皮罗，比朱迪斯小3岁，家人往往叫她利恩。与梅塞尔家不同，德容一家并不是恪守清规的典型犹太人，是希特勒的出现，让他们真正变成了犹太人。
为了保护年幼的女儿不受纳粹侵害，1942年8月，利恩的父母将她交给了暗中参与纳粹抵抗运动的赫洛马夫妇。赫洛马夫人会把小利恩带到一个非犹太人家庭中寄养，而她将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她不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名来自鹿特丹、父母在轰炸中丧生的普通女孩。
在寄养的范埃斯家中，利恩愉快地度过了9岁生日，她把范埃斯夫妇亲切地称为姨父姨母，日子平静到她甚至没有觉察到任何不对。直到半年后的1943年春天，上门，利恩被迫转移。她被隔离的日子，似乎才正式开始。
随后，她在一连串家庭间迅速转手，在一连串房间中短暂停留，有时是一晚，有时是几周。而在鹿特丹的一户人家，为了安全起见，她被禁止在白天出门，于是整整半年她都没有见过太阳，无论是一月还是七月，房间都一如既往的寒冷。她不能上学，也没有朋友，因为缺乏光照和运动，腿上出现黑紫色的肿块，发硬发痒。
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利恩在梦境中分裂出了两个自我：好利恩能够飞翔，飞跃高楼，飞到她曾经玩耍的地方，她靠着自己的超能力拯救动物和人类，事情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坏利恩则在一片看不见的焦油里跋涉前行，甚至在黏腻的流动液体里向后漂移，把已或濒临亡的动物带到墓地。
朱迪斯同样需要依靠幻想来度过在集中营的日子。一天，她和母亲手牵手共同走进了毒气室，却在最后一刻被妈妈用力推了出来，在其他女囚犯们的掩护之下逃回了营房，捡回了一条命。而她的母亲，却消失在了毒气室中。毒气室外有两个大木块，纳粹将尸体放在木块上，浇上汽油点火焚烧。营地里始终散发着尸臭。
在被尸臭包围的时候，朱迪斯会闭上眼睛，想象自己闻到了家中鲜花的芬芳，母亲在星期五早上烤面包时飘来的香味，更重要的是，听见了母亲为她唱安睡曲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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