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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耻大辱的意思(奇耻大辱的意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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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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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访谈录》，作者：[美]布莱恩·谢弗、[美]辛西娅·黄 编，译者：胡玥，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月
原作者｜辛西娅·黄
摘编｜张进
石黑一雄的前两部小说均取景日本，第三部以英国为背景，第四部选取了欧洲一个不知名的国家，最新的一部则将故事背景放在了伦敦和上海。评论家们深入探究了这些背景和相对应的历史语境，从而挖掘出它们的象征或隐喻含义，并找出作者的哲学视角。石黑一雄本人更愿意将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对人类经验世界或共通的表达，这是在阐释身为作家的愿景或目的时他提到的奋斗目标。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日裔英国小说家。1989年获得“布克奖”，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201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读者看小说不应该主要为了弄懂史实”
辛西娅·黄：1989年，你告诉大江健三郎：“我其实并不在意我的虚构世界与历史现实是否吻合。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才是我——一个创作虚构艺术的作家——所应该做的：我应当创造我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对着现实的样子照搬照抄。
你现在如何看待历史现实与小说创作间的关系，比如尤其就小说中的上海和日本而言？
石黑一雄：我的言下之意不是说，历史学家也许早已将某段历史中的事实或者当时的情形盖棺论定，而小说家对此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我想要强调的是那些并非小说家的首要关注。我想说，读者看小说不应该主要为了弄懂史实。我是在借用历史；我的意思是，我不希望我滥用了历史，但是没准我也会偶尔为之。
黄：小说家的作品和历史学家的作品相比，主要区别是什么？
石黑：历史学家不得不以严谨的方式处理史料。他们必须摆出事实，必须带着学术的严谨为他们理解的历史而辩护。我没有这样的义务。我可以把历史当成故事的发生地。我觉得通常我都是这么做的。我选取历史上的某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它有助于引出某些主题。
最后，我希望人们在阅读我的作品时，不是因为可以借此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而是因为我也许可以与他们分享一些关于人生和世界更抽象的构想。
黄：小说家对这样的人生构想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石黑：我的确认为小说家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每隔几年总有某种大屠杀回忆录招来人们的反感，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谎言贻害无穷。呃，最近就有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威尔科米尔斯基事件”，这就是个反例。他的作品1995年出版，摘得多项奖项。人们以为这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大的小孩写下的一部纪实文学——这本书叫《碎片：回忆战时童年》——几乎是一夜之间，它成了——或者说似乎成了——大屠杀写作的里程碑。只不过事实上随后就被揭穿原来是作者捏造了一切。
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并非犹太人，而是个瑞士人。倘若他承认这是部小说，那么一切都安然无恙。实际情况似乎是这样：他想表达的是有关个人生活的某种内心痛苦。他曾经是个孤儿，来自当时瑞士社会的底层；他被一些据他所说对他并不好的人收养。他认为大屠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大——的经历就是对他的人生观的某种恰如其分的表达或者隐喻。
这起事件挑起了有关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之间差异的激烈争论。倘若他从一开始就说清楚自己是瑞士人，也从未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待过，说明白他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创作，因为个人环境与大屠杀毫无关联，他只是觉得自己和大屠杀的幸存者有某种共鸣而已，那么一切就肯定情有可原了。
但是当他言之凿凿地肯定自己当时的确身处奥斯威辛，并且这是一部历史记录的时候，他当然就触碰了底线。这部作品仍然和1995年出版时一模一样，但是如今，它已被弃如敝屣。这本书变得臭名昭著。现在成了全世界的笑话。这是模糊二者（历史和虚构文学）界限的极端例子。
我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你从小说中获取的所谓真相和历史学家意欲呈现的真相相去甚远。
黄：你在小说创作中找到的“真相”是什么？
石黑：我认为它并非像历史学家追求的史实那般明确，事实上也不是在法庭上摆出证据，人们想要弄清来龙去脉时所探寻的真相。这里的真相有点模糊的意味。它就像一个人在说：“这是看待人类情感经历的某种方式。难道不是与你的观点不谋而合吗？”
它诉诸的是其他人对于事实的理解：“难道你不也这么看问题吗？难道你不也这么想吗？”
而且我认为，如果你想表达的内容略有不同或者略为新颖的话，那么你想说的是：“也许你从未这样看待问题，但是既然我这么理解，难道你没有同感吗？”从那层意义上而言，它是对真相的追寻；它并非摆出证据说：“这儿有全部的证据，所以结论必然要变更。”它既不是那种科学真相，甚至连社会科学真相也算不上。在我看来，它更多的就像是在体验人生中找寻知音。
《克拉拉与太阳》，作者：[英]石黑一雄，译者：宋佥，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3月
“当今的写作是一种交流过程”
黄：写小说时，你是否有理想读者在心中？
石黑：没有，对于为什么样的人而写作我其实稀里糊涂。我认为这必然越来越受到实际情况的影响。作品出版后，事实上我要飞遍世界各地，做图书宣传或是接受访谈。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显然我在谈话时对这些人的某种印象不知为何就留在了我写作时的脑海深处。
我的言下之意并不是我会刻意地想到西雅图的某个听众或者在挪威采访过我的某个人。所有这些经历有点堆积起来从而形成了某种读者混合体。这个形象难以辨别清楚，有时候还让人望而生畏，尤其因为我们所谓的全球化趋势。
刚涉足小说创作时，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和我年纪相仿，背景相似，但是随着我去的地方越多，越来越明白不同国家的人们有着相差甚远的设想，林林总总的当地文化也会随之进入到我的作品中，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存在于头脑中的这个读者。
假如说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是个挪威人，这样一来，很多也许可以书写的东西立刻就化为乌有。我不能用伦敦当地人熟悉而挪威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不能用太多双关，或者仅仅因为措辞睿智，用起来恰到好处，而写上一句让我洋洋自得的话——我不能因为这些缘故而引以为豪，因为等到作品翻译成挪威语的时候，它就会黯然失色。
所以我必须实实在在地扪心自问：“这一句言之有物吗？不是仅仅在卖弄小聪明吧？它的价值在译文中仍然存在吗？”
黄：你如何看待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在你创作其他方面的作用？
石黑：从主题上看，我也许会把某个令当下英国人惶恐不安的大事当成一本小说的绝佳主题，但是再一次，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会在我的头脑中思忖——假如说（这个读者）是挪威人，当然也许是丹佛人或者别的——好吧，对这个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无足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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