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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上面那段引文涉及的地名，大多可以一望而知，但那条“慈恩堂街”，我真猜不出来。检视原著，原来是Grace Church Street，孙致礼在《傲慢与偏见》中将其译为“格雷斯丘奇街”。熟悉奥斯丁作品的读者，恐怕又要喊出来了，“谁不知道这个地方”。这是加德纳先生家所属的教区，莉迪亚和威克姆的结婚仪式，就在这里举行。达西瞒着心上人伊丽莎白，竟然跑到这个“污浊之地”，事后想起来，伊丽莎白唏嘘不已。“污浊之地”这个说法，并非我杜撰，而是出自伊丽莎白之口。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叫做“慈恩堂街”的街道，其前身，并不那么美妙，竟然叫做“草堂街”（Grass Church Street），这是《伦敦传》的译名。看来，当初的伦敦人觉得Grass太土、太俗，不如“Grace”来得“优雅”。这倒让人想起中国某地的胡同，本来叫做“狗尾巴胡同”，后来，因谐音，干脆改为“高义德胡同”。另外，北京的“雅宝胡同”原名“哑巴胡同”。

中译本《伦敦传》的附录，稍有问题。索引中的地名，大大删节了，不及原著的五分之一。对某些读者，极为不便。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伦敦传》的原著，竟然也不配上一幅大比例尺的伦敦地图！但转念一想，这是写给英语国家读者的，或者主要是英国读者的，何必多此一举。不过，这可苦了中国读者，有时，恐怕分不清《伦敦传》中到底有几个“伦敦”或者“伦敦城”。

书评中有一段引文，“在东印度公司大厦周围，矗立起了英格兰银行、皇家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商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一个新的商业化城市即将崛起了”。读者想当然地以为，这个新的商业化城市，就是整个的伦敦。其实，这里说的仅仅是“伦敦城”，或者，“金融城”，也就是那个城墙之内的伦敦，不过，城墙早在1746年就拆掉了。再来看一下阿克罗伊德的说法，大火之后，“到处可见人们的恢复精神劲，思考着修理老城，重建新城”（189页）。“老城”也是“金融城”或者“伦敦城”。它的面积极为有限。大致而言，西起前面提到的弗利特河（不必说，这条河早就干涸了）；南面临着泰晤士河的北岸，“炼钢厂”就是临河而建的，这是为了商栈卸货的方便。东面大致从伦敦塔向西北延伸出去，北面就是今天地图上的“伦敦墙”（London Wall）的那条大道。当然，这只是个大致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正方形的西北，有一个较大的缺口。泰晤士河的南岸，完全是另一个行政区，也就是“南瓦克”（Southwark）。十八世纪以前，这里几乎是个三不管的地带，所以酒馆，驿站，窑子等均开设在此处。不必说，莎士比亚的“寰球”剧院，也在这里。

1666年的那场大火，就是发生在“伦敦城”。大火之后，雷恩爵士设计了一个新伦敦，他的图纸还在，一切规划得井井有条，但根本无法实施。因为要统一规划，就要将部分地产收归“国有”。没有人会同意，就算同意，国王或者根本就无法支付这个天价账单。英国人的产权意识很坚定，地主和佃户们纷纷展开争论，确定原有房子的地基边界，临街长度、高度等，以及赔偿款项和各自责任等等。争来争去，在旧地基上重建，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即便这样，也要成立专门的法庭，对数百起地产纠纷，迅速做出产权的界定。伦敦人更有商业意识，讲究实际，不尚空谈。况且，伦敦的商业，关乎全国的命运。当时的立法，要求三年之内修建完毕，否则，就要另行征税。1670年，大部分重建工作，均已结束，生活恢复了正常。要想知道更多的细节，读者不妨阅读拉斯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伦敦：独一无二的城市》（London, The Unique City），相关信息在附录的阅读书目（669页）。阿克罗伊德说，外国人撰写的伦敦历史中，这本是最出色的。

《伦敦：独一无二的城市》

其实，这场大火之后的几十年里，“伦敦城”中依旧留着大量的木制建筑，而且人满为患，不堪其忧。有钱有势的人家，为了躲避瘟疫和火灾，纷纷搬出“老城”，向西迁移，由此兴起了著名的“西区”（West End）。“西区”是“伦敦城”西向的大片区域，阿克罗伊德所说的“新城”，自然包括它。“西区”的边界，一直在变化，依据1682年的伦敦地图，大致可以辨识出它的“建成区”范围：东部是四大律师会馆，南部则是英国主教、贵族和王室聚集的泰晤士河畔大道（the Strand），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白厅宫。西部自圣詹姆斯广场起，向东北经过索霍广场，然后沿着大罗素街（the Great Russell Street），直至红狮广场。你瞧，本来一幅地图，就可以一目了然。

在这个区域内，有几处极具代表的街区，最著名的自然是罗素家族的两处“广场”，它们的中央广场和标准尺寸的宅邸，成为十八世纪伦敦建筑的典范，也是今天伦敦最具特色的社会文化景观之一。“西区”的房地产开发，不仅建设成本低，而且实际效益高，是贵族和商人自发合作的产物。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伦敦的中心区域，大部分是在租赁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租赁制度的主要特色，是“建筑租约”。土地贵族本人没有资金，或者不愿意亲自投资、开发，又不想失去伦敦地产的所有权，还希望从中得到一笔高于普通农业地租的收入。为此，他们和投资者签署一个长期的租赁合同，初始租金非常低廉，就是所谓的“地基租金”（ground rent）。附带条款中规定，一旦租期结束，投资者或者承租人在地产上建造的房屋，将完全归土地主人所有。这以后，再和租客签约时，这些土地贵族就可以索要高额的租金。“建筑租约”的通常期限，最初为三十一年或者四十一年。租期太短，会导致劣质的建筑，如马厩略加改造，摇身一变成了“高档住宅”，更不必说偷工减料的现象。到1700年，“建筑租约”的租期为六十一年，在整个十八世纪，平均租期为九十九年。

这样的租赁制度引得无数商人前来伦敦进行房地产投机。这些商人与土地主人签订“建筑租约”，获得一个或多个地段的建筑许可证，马上将借来的资金投入各种开支。样板房刚刚搭建好，他们就尽快在报纸上打广告，以求尽早找到买家，从而转移到别处的开发。这些投机者是从各行各业被吸引而来的，当然，一般都得具备建筑行业的知识。在当时，不少资金雄厚的砖瓦匠和木匠，引领着伦敦的建筑行当。若砖瓦匠本人是承建商或者包工头，自然要雇佣其他建筑工种的工匠，比如石瓦工，水管工，玻璃工等，随时听从其调遣。“以工换工”是十八世纪伦敦建筑行业的一大特点。这种用工契约的绝对优势就在于，承建商或者包工头相互以劳动量来支付薪金，这样就免去了现金支付的需求，他们能够以最少的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要想了解相关细节，读者不妨参见《乔治时代的伦敦》（Georgian London），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不知道什么原因，阿克罗伊德忘记推荐它了。此书作者（John Summerson）是建筑方面的专家，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45年，后被重印过多次，2013年的耶鲁版，装订极为考究，配有大量精美图片，读者仿佛置身于十八世纪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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