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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斯言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杨度,帝制,余孽三复斯言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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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6日,“悔恨交加”的袁世凯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等待着神的降临。
去世前,他突然疾声大呼到,“杨度误我,杨度误我啊”,带着不甘与绝望,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一代枭雄离开了人世。
袁世凯一生最大的争议在于,逼清帝逊位后,自己宣布称帝,短短83天的“皇帝梦”,终是黄粱一梦,原本一手好牌的袁世凯还是败给了时代。
而让袁世凯一失足成千古恨,大胆推行君主立宪制的幕后推手,正是他口中的杨度。
为此,杨度一生都背负着“帝制余孽”的骂名,关于他的评价,更是贬多褒少。
直到1975年,正值周总理病重之际,《辞海》编辑部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转述了周总理的嘱托。
周总理强调,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要客观,《辞海》若有收录“杨度”条目,一定要把他晚年加入的事情写上。
从“帝制余孽”到“员”,杨度的身份发生了180度大转变,震惊了众人。
除此之外,他还几经多次身份转换,不论是遁入空门的虎禅师,还是国民党的得力干将,亦或是杜月笙的门下“清客”,转变的仅仅是世俗中的头衔,不变的是内心的爱国情怀。
在杨度的短暂一生中,56年的风雨颠簸,堪称民国一代奇人。
今天,柴叔就带你走进杨度传奇的一生,看看他是如何绝处逢生的。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杨度成为“帝制余孽”,也是有迹可循的。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典型的湘军后代,他的祖父和伯父皆是湘军将领,十岁丧父后,他被过继给伯父,从小随军生活,感受着强烈的军旅氛围。
耳濡目染中,杨度对军事和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之,从小天资过人,让他不免有些心高气傲,他青少年时常以宰相自居,甚至连军事天才诸葛亮都不放在眼里。
光说不练假把式,杨度18岁就中了举人,虽然会试落地,也算是后生可畏,而此时又正恰逢公车上书,只能返乡另谋出路。
回乡后,杨度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闿运。
王闿运何许人也?
他也是湖南湘潭人,曾是肃顺的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怀抱“帝王之术”,立志为良人出谋献策,成就一番事业。
王闿运曾力劝曾国藩自立为王,却遭到拒绝,心灰意冷,只能返乡纳徒授课。
在机缘巧合下,杨度拜师于王闿运门下,与他产生了浓厚的师生情谊。
杨度的才华横溢和满腹抱负,让王闿运对他有了更深的期许,于是,王闿运将自己的毕生学问倾囊相授,尤其是擅长的帝王之学。
所谓“帝王学”,就是物色非常之人,成就非常之功,全力辅佐有能之人,成者可以登上封侯榜、入凌烟阁。
在王闿运门下三年,杨度醉心研习帝王之术,这在无形中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主张。
而后,随着新学的兴盛,杨度却做了一个让王闿运勃然大怒的决定。
1902年,不顾王闿运的极力劝阻,杨度远渡日本,自费留学。
他先是进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后又转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各国宪政。
因为为人热情,才华出众,心怀国家,杨度成为了日本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他在日本的家也成为了“游日学生俱乐部”和“湖南会馆”。
在新的时代浪潮下,每个新青年都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都可以在杨度家中畅所欲言。
他虽不参与两派的争论,却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坚信不疑,他推崇的则是君主立宪制。
杨度认为,清朝皇室早已腐败不堪,而革命又过于激进,势必会造成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推行君主立宪才是目前更为稳妥的方法。
在日本开明的环境下,杨度结识了一批有为“新”青年,蔡锷、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都是他的座上宾客。
孙中山曾想联络拉拢杨度,但两人辩论了三天三夜,都难以相互劝服。
最终,杨度向孙中山许下诺言,若日后事实证明,先生的民族革命更适合中国,我定当全力以助先生事成。
虽然政见不同,却不妨碍杨度对孙中山的欣赏,于是,他将与其有相同思想主张的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这也为他日后加入国民党埋下了伏笔。
君主立宪也好,民族革命也罢,彼时,他们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各自的道路上,踽踽前行。
1915年,一块袁世凯亲笔题写“旷代逸才”的牌匾,被送进了杨度的府中。
袁世凯此举有两重含义,一是奖励杨度近日为“复辟帝制”的一系列操作,二是给其他持观望态度的人指明未来方向。
然而,袁世凯不知道的是,杨度此举只因认定了,他就是那个“非常之人”。
杨度和袁世凯的缘分,始于袁世凯的主动示好。
有一次,杨度和有识之士们在松筠庵聚会,聊到兴起时,却少了酒肉助兴。
当时,大家皆是囊中羞涩,于是,豪爽的杨度立马脱下身上的狐裘拿到当铺典当,把换来的钱买来酒肉,继续与同行之人畅聊国事。
一夜畅聊,众人散尽后,杨度才感到寒风瑟瑟。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只见一人将一个包袱递给了杨度,打开一看,竟是昨日自己典当的狐裘。
杨度不解地问到,这是谁让你送来的?
那人回答,是袁大人让我送来的。
那人口中的袁大人,正是袁世凯。
这件事,让杨度心生感激,后来,袁世凯又邀请杨度参观他在天津的兵站。
杨度观察到,小站的士兵采用德式方法操练,军姿威武,振奋人心,而最让他震惊的是,发放军饷时,袁世凯亲自在旁监督,毫无克扣军饷的现象,这在晚清的军营中实属罕见。
在种种交往中,杨度内心被压抑的火焰渐渐重新燃起,他感到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非常之人”终于现身了。
于是,他决定全力辅佐袁世凯,同时,拒绝了黄兴让他加入国民党的邀请。
找到了可辅佐的“非常之人”后,当务之急就是确定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方针。
杨度结合了中国的现状,依然坚信君主立宪更为稳妥,于是,他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呈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看后,击掌称叹,大呼“真乃旷代逸才也”。
袁世凯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杨度的主张正中其下怀,说出了他想说却不敢说也不能说的话。
于是,袁世凯马上下令印刷2万份《君宪救国论》,规定县以上官员人手一份,仔细研读。
渐渐地,坊间关于复辟的传闻越来越盛,而袁世凯每次都极力辩驳。虽然对外宣称此消息是假,袁世凯却拨款80万银元筹建了筹安会,只为让复辟看起来更顺应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