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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简化字,简体字(屹怎么读拼音)-奕怎么读拼音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又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系统地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和办法。

1923年，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学者的建议引起蒋介石的关注。他找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并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王遂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简化字反响强烈。

1928年，胡怀琛的《简易字说》出版，这是为简化汉字服务的最早的资料专书。1930年，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卓定谋的《章草考》、陈光尧的《简字论集》等出版。

1931年，徐泽敏的《常用简字研究》出版。

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收入了宋元以来的大多习用简体字。

1934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29次常委会通过了钱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呈请教育部施行。

1934年，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出版。徐泽敏的《550俗字表》发表。

1934年，钱玄同又一次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他报刊纷纷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林汉达、叶籁士等200位当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学》《译文》《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

1935年6月，钱玄同在其所编的《简体字谱》（2400余字）中选出1300余字编成《常用简体字表》，送交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会通过其中的1230字并准备推行。

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9条。《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所采用。亦即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324个，但遭到当时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强烈反对。

1936年2月5日，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强烈反对，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简体字典》，并且在燕京大学开设简体字课加以试验。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的《简体字表》第一表，业已收录简化汉字1700个，只是抗日战争爆发，汉字简化工作才被迫停止。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汉字简化运动在的统治范围内推广，该区的报章杂志使用了既有的或创造的简体字，这些字又称为“解放字”。但人们更热衷于新文字的创造。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有许多新文字方案在社会上流传。其中以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和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影响最大。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不过，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

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群众曾经创造了许多简笔字，这些新造字被称为“解放字”，如团、队、护、忧、极、沟、历、艺、钥、乡、宪、习、灭、吨、丛等。

1949年5月，一直致力于改革汉字的语言学家黎锦熙联同多所高校的语言文字专家，向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恢复屡被战乱打断的文字改革工作。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但协会成立后，人们对于新文字的热情远远高于汉字简化。（新文字主要指的是创立一种拼音化新文字，用以取代汉字），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国各地近百种新文字方案。同时，全国各地新文字研究组织也纷纷成立。据统计，仅1950年一年全国就有60个县进行了新文字的推广活动，14000多人参加学习，6所大学和3所中学把新文字列为正式课程。但当时对于这个问题中央还没来得及考虑。刘少奇回信给吴玉章说：可以组织这一团体，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汉字简体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以便大众应用。

1950年7月，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直到此时，简体字的研究和选定工作才真正开始。

1952年2月5日，在中央教育部的筹划下，由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组合并其他机构组成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收集民间及民国以来主张汉字简化学者们的建议。

1952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再次提出简化汉字。他说：“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民国二十四年，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因戴天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对而未施行，很遗憾。没有想到，只过十几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

很快，台湾成立“简体字研究委员会”。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盛赞“总裁此举极其英明”，并公开说“中国文字必须保存，但要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它，使民众便于学习和运用”。廖维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员”对罗家伦的言论极为不满，提交议案：“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学者潘重规更激烈地表示，“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脉，是千万世人的公共遗产，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专横独断。”随即引发了一场汉字繁简之争。其间，《联合报》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参与者中，赞成汉字简化者7315人，反对者4807人。

在这场争论胶着不下时，因大陆率先推行汉字简化，使这一问题政治化。如学者林安梧所说，“因政治斗争的对方推行简体，我们就倡导繁体，依哲学角度而言，我们是作为对立面的另一边，居于‘客’位，沦为强势‘主方’的奴隶，结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调。”蒋介石不再倡言汉字简化，谁再谈论这个问题，就很可能会被扣上“沟通匪帮”或“隔海唱和”的“红帽子”。

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成立，开始着手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专家们采用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化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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