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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国家概况全书翻译_英语国家概况全书翻译王恩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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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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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洪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П. Е. 斯卡契科夫（П.Е. Скачков ，1892-1964）是俄苏汉学家、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由他编写的《中国目录（1780-1930）》（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于1932年在列宁格勒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出版，叙录时限为1730年到1931年1月1日，是体现俄苏新旧中国研究的基础史料。此前由梅若夫（В. И. Межов, 1830-1894）编写的《亚洲书目汇编》中第一卷关于中国的词条仅有52页，时间截止到1888年。除了时限不同，斯卡契科夫1932年版《中国目录》最令学界瞩目的是其对在1923-1930年前后近十年的文献汇编。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论观念，采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处理在社会结构、政党、经济关系和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史料篇什和文献，是青年苏维埃国家研究早期的启蒙和发轫之作。

直至今日，尽管文献整理、校勘理论和数据处理技术都远远超越斯卡契科夫所处的时代，各类中国研究目录、书目以及文献也不断叠加，但是从学术价值和影响度来看都难以和这部书目并行。《中国目录》全书近900页，在1932年印刷2175册，虽经时光风蚀，未成零笺残篇，在今天俄罗斯民间图书流转市场的价格一再攀升。我国学者关注斯卡契科夫《中国目录》，多指1960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的增补本，而对于这部1932年的“源目录”初版甚少征引。

回溯1932年《中国目录》出版的历史背景，表征之一是20世纪初俄苏在远东地区的革命进程，比如也有《日本目录》等同一体例的书目在俄苏出版。其主要诉求是为俄苏在远东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持，但就智识层面而言，《中国目录》对于自1923年到1930年的史料整理极具初识的敏感、思想的前瞻和学科的奠基。

俄苏对中共的早期研究不仅仅囿于一个新兴政党的志趣，而是结合本国1880年代开始的俄国社会转型所形成之历史风貌，特别是青年人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历史原动力与知识进步的关系，如拉夫罗夫所主张的“进步的各阶程是由多数民众的苦痛表现着历史的原动力”，（《俄国革命运动史》[日本]山内封介著，卫仁山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第40页）这一“人类的进步，无论其如何迟缓，总是由批评的思索力的人们而行”的思想在1870-1890年的俄国青年中获得广泛认同和积极实践，在1900年之后越出俄国地理边界，它和我国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关于社会科学如何影响思想实践彼此契合，互为印证，这一时代情感与思想的联结应该是斯卡契科夫编写《中国目录》的理想主义根基。

具体到书目甄选，编者在前言指出，俄苏对于的研究是在分析中国国内革命各阶层思想的前提下做的理论深化。首先是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行动已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劳动人民反抗殖民国家的第一位”；其次是围绕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越来越尖锐，日本占领中国并且将之变成一个入侵苏联的“桥头堡”的威胁须臾不懈，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苏联必须加入到对于中国的深入研究，因为这“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苏联人民和爱国群体”；同时，编写一部新的“中国文献”也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研究形成竞争的必要条件，因为在1925-1927年西方关于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研究小册子开始受到关注。（参见《中国目录》第VII页）

在上述国际背景下，斯卡契科夫的《中国目录》是对俄国到1930年之前近200年的中国研究的第一次史料汇编，《中国目录》指出早期俄国汉学研究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是沙俄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其中国研究主要是宗教、哲学、习俗、语言等层面。而对于今天来说十分重要的是关于中国历史、经济和政治的研究：“几乎没有留下一部超越欧洲人文科学水平的著作。”（《中国目录》第VIII页）谈及欧洲的中国研究，斯卡契科夫认为，20世纪初的欧洲汉学史料主要聚焦于义和团运动或者日俄战争，这些当然是重要的材料，但是仅仅据此就认为是“中国文献”的全部则是缺乏学术依据的，“甚至有些信息是基于殖民者的利益而发生的扭曲理解”（искаженное в интересах）。（《中国目录》第IX页）所以，编写一本具有新的学术视野的中国文献就格外重要。另一重要学术事件是，1930年7月11日苏联科学院在原东方研究院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科学研究院（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по Китаю），研究院位于莫斯科的沃尔霍卡大街14号（Москва, Волхонка №14），这本《中国目录》的编写体例将成为刚刚成立的中国研究院的奠基文献，此后编写的专门史料汇编都将以此为标准，新的中国目录学研究也将以此为基础。斯卡契科夫指出《中国目录》将消弭沙俄时期关于中国研究过程中文献的本质断裂（существенный пробел）。（参见《中国书目》第XIII页）

在解释本书目的词条选择时，斯卡契科夫表明不会收入此前已经收录于各类百科全书或者各类专门中国研究的索引——因为找到这类书并且查到相关词条并不困难。这样来看，藏于各大专门档案馆或者图书馆的比如19世纪中俄民间往来或者文学艺术等就不在此系列，即便纳入到本书目的词条也是补充前期沙俄时代缺失的部分。同时编者指出，《中国目录》不是文献统计学上的条分缕析，要凸显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意识。

史料和材料的专门化（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науки）或者说书目体例曾经一度让编者困扰：因为此前还没有一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指导的中国文献，编者强调，“作为中国学研究的学科起点，《中国目录》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XI页）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念指导分析的社会结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的社会关系是这部《中国目录》的根本原则，进而细分为分目录：自然地理环境（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среда），居民(население），技术与工艺（техника ,технология），国民经济（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此项下又细分为农业，手工业和工业，对内对外贸易，财政（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交通和通讯（邮政，电报），历史等。关于早期的文献史料则主要集中在第XII部分“社会结构”（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итая）和第XIII部分“大革命时期”(велик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第IX部分“苏联与中国”(СССР и Китай）和第XI部分“中国学”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以及附录1923-1930年报纸文章。概言之，涉猎早期俄苏中国研究的历史，在1932年版《中国目录》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阶层和生产关系为理论依据和方法实践；

（二）学术思想上不是资料汇编，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的体现；

（三）是创建中国科学研究院的第一部史料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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