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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女儿故事梗概_海的女儿故事梗概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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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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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给女儿读过《海的女儿》这种“经典童话”：“就为了一个只看过一眼的男人，需要用姐妹的资源（美丽的长发）、自我的阉割（无法说话）和终身痛苦的代价（直立行走如刀割），换一个所谓的爱情……矮化海洋女物种，跪舔人类男。”她还认为，“包括所有happy ending的王子公主式童话也不适合讲给女孩听。她们不是只能年轻美丽柔善可欺，也不是只能有嫁给王子这一种结局。”

网友在微博上发文，解释为何不让孩子读《海的女儿》

这位家长的发言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我觉得童话是很可怕的，从小洗脑小女孩结婚就是happy ending，问题是结婚才是一切的开始”；反对者也嘲讽道，“童话都是糟粕，读了会被男人骗，建议您给女儿读婚姻法”。

1989年版动画片《小美人鱼》剧照

这并不是童话作品第一次引发争议。去年《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在北美上映前夕，凯拉·奈特莉做客《艾伦秀》做宣传时，她提到某些迪士尼动画片在她看来其实三观不正，例如经典名作《灰姑娘》和《小美人鱼》，她就禁止自己三岁的小女儿观看，以免她从小受到坏影响。《小美人鱼》就是改编自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在奈特莉看来，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美妙的歌喉，不值得推荐。

凯拉·奈特莉接受《艾伦秀》访问

除了童话以外，其他类型的文艺作品也常常因为三观问题引发争议。从去年豆瓣“三观党”的讨论，到《都挺好》大团圆结局看似“三观正”实则对女价值的贬低的批评，“三观”愈发成了我们阅读一本书、观看一部影视剧中的显问题。究竟该如何合理地评价文艺作品中的三观？

变化中的“三观”

什么是三观？简单地说，它是我们常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总和，代表着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因此，所谓正确的三观应该是以真善美为旨向，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人要厚道，要对婚姻生活忠诚，出轨就该遭到道德唾弃，不可欺负老实人，要为受屈者鸣冤……这样的三观是民间社会赖以存在的底座，是民间社会井然有序的无形规范。

问题在于，三观是不是亘古不变的？

有些原则的确是千百年来人们一以贯之遵守的，与此同时，又有许多规范和准则在某个时代是约定俗成、自然而然，但随着时代演变，它们便显得陈旧、落伍，亟需被时代淘汰。比如在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是常态，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却必须“三从四德”。在那个时代，这是正确的三观，但今天如果还有人信奉这一条标准，肯定会遭到批评和挞伐。

由此可见，从来就没有脱离时代孤立存在的三观，我们对于文艺作品三观的评价必须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充分理解写作者的思想“局限”——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假设无法理解这一点，那么古典文学名著里几乎没有所谓正确的三观：《红楼梦》贾宝玉前后跟多少人有过情感关系，对情感不忠诚；《水浒传》中几乎没有“好人”，要么人格有失要么滥杀无辜，像李逵这种把小孩劈成两半的简直是恐怖分子……

87年版《红楼梦》剧照

《海的女儿》创作和发表的历史语境，也非常复杂。这篇童话创作发表于1836-1837年，19世纪的欧洲女地位远远低于男，“女低等”是当时普遍的意识形态。除了这个大背景外，也有安徒生的研究者指出，《海的女儿》是安徒生写给一位同恋人的隐晦“情书”，在恋人结婚前夕，安徒生表白被拒，后来创作了这个童话故事并再次寄给恋人，“海的女儿”寄寓着他对这段情感的情深与哀婉。所以安徒生说，这个故事只有成年人才懂得其内涵。

后人如果以所谓的“贬低女”来解读《海的女儿》，其实就是以21世纪的标准去要求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人，既是苛刻，也是对一部作品内涵的窄化。

当然随着时代变化，人们的三观在变化，童话作品也在变化。自1937年迪士尼第一部公主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到2018年的《海洋奇缘》，80余年的时间里迪士尼上映了10多部以女为主角的动画片，观众可以清晰看见这些女的变化，她们从等待被王子拯救的公主，一步步进化成独立、自主、追求自我、勇于探索的新时代独立女。

迪士尼的公主们

观众乐于接受《海洋奇缘》，不代表着《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就是糟粕，否则所有古典作品都将迎来“灾难”。诚如贾樟柯所说：“对电影而言，恻隐之心非常重要，在理解人困境方面，艺术是重要的出路。如今礼教在抬头，过度的道德主义在抬头，就意味着法西斯在抬头。艺术不是法律，而是抒发情感的通道。很多事情我们总在避讳，让道德主义长时间地施加于艺术，这种正义之名终将导致人文的灾难。”

优秀文艺作品有远超乎“三观”的价值

但这仍无法解答那位妈妈的困惑：我们可以理解以前文艺作品的三观缺陷，但并不代表着今天我们还要接受它们；我们可以带孩子去看充满女权主义色彩的《惊奇队长》，而不是阅读安徒生《海的女儿》。

这一逻辑的问题在于：将文艺作品的价值局限于“三观正”，可实际上，文艺作品的诸多价值里，“三观正”背后的道德教化可能是排序最后面的——要道德教化，你读思政课本效率更高。

文艺作品的首要价值在于，它“保存着对世界、对生活个别、殊异的感受和看法”（李敬泽语）。就像苏珊·桑塔格在接受“耶路撒冷奖”的演说中说：“提供意见，甚至改正意见——无论什么时候被要求——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感受复杂。”

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做道德判断，而是提供复杂。它有虚构的特权，它有对人心的捕捉，它殚精竭虑地想象种种斑斓的内心景象，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野转变”，不断增加、修正、丰富、深化我们对人以及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认识。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文艺作品中那些出轨的女人。现实生活中，出轨者就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许多文艺作品中触及这个题材，我们的态度却可能不同。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安娜明明是个出轨的女人，但读者看到她那种忠于自己情感的“生机勃勃”，又不免被她打动；比如韩国一些很经典的爱情伦理片，李政宰的《情事》，裴勇俊、孙艺珍的《外出》，全度妍、孔侑的《男与女》，均涉及男女婚外恋，但在导演细腻的镜头下，男欢女爱并非简单的道德对错可以概括的。

凯拉·奈特莉版《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优秀文艺作品让我们充分感受到“美”——文字的美、影像的美、形式的美；在给予美的同时，拓宽了我们对人的与世界的认知——世界从来不是像法律写的那样清晰分明的，我们也能够经由文艺作品“获得一次短暂成为上帝的机会，抽离开此时此地，去带着了解的同情，看善里的黑暗，看恶里的洁白。也只有在艺术品里，我们才能自由地感受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押沙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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