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箬篷_箬篷的拼音

江南,乾隆,苏州箬篷_箬篷的拼音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比较而言，康熙尽管高度重视汉民族文化，但只是完成了从北方草原文化向中原实用理的转变，所以即使来到美丽的江南，他最关心的仍是作为国家统治基础的“财赋”及可堪大用的“人才”。与之相比，乾隆可谓更懂得和更能欣赏江南的美，他在江南除了关心祖父关心的东西，还希望在代表着中华民族美学精神的江南诗文化中寻找到心灵解放和精神自由。其背后恰好显示出祖孙两代在面对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及所获得的不同精神觉悟。

一个本该勤民听政、宵衣旰食的帝王，对小桥流水、杏花春雨、晴耕雨读的江南报以会心甚至有些痴迷的情绪，多少有些“不务正业”。但历史上这种现象并不在少数，说明其中有某种规律或精神密码。从美学原理上看，可追溯到康德的“只有人，才审美”——这个揭示着人类自由规律和审美本质的最高原理。人和动物不同，就在于人可以与对象世界发生一种非功利的、无利害、自由愉快的审美实践活动。由于只有无功利、无利害的审美和艺术，才能修复和治疗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创伤和异化，因此历史越发展，审美活动在他所有生命需要中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有人会为此而不惜一切。正如西方社会中“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王子一样，中国帝王对“江南”的一往情深，同样揭示了“审美需要”是人永恒的和基本的需要。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符合美学原理、能激活人的情感机能和艺术天、可以使人直接产生自由感和愉快感的诗文化。

“江南最好说苏州”

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中，才子杜慎卿说过一句名言：“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为什么上到帝王，下到普通百姓，都会对江南文化深深着迷甚至不能自拔呢？这可以从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差异来了解。

中国文化向有南北之分，并集中体现在中原和江南的差异上。我曾把这两者的差异称为实用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对立。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墨子的“先质而后文”为代表，确立的是“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的生产生活秩序，即人生最重要的是艰苦奋斗，在有了足够丰富的物质基础之后，再去考虑求美、求丽和求乐的精神需要。尽管对物质基础的强调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走向绝对和极端。如果受实用主义文化影响太深就会走向反面，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不再懂得和珍惜日常生活，取消了升华和艺术化的可能。这是庄子批评墨子“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的根源。

在江南文化中，这种极端化得到一定的克服和调整。尽管江南人也明白“先质而后文”或“生活不同于艺术”，但由于坚信“生活应该向艺术看齐”而不是为了现实生存而牺牲审美需要，因此在处理“物质”与“精神”冲突时就比较有弹，而不是“非此即彼”或认为两者“水火不容”。

我曾认为李渔的《闲情偶寄》是江南文化原理或生活教科书，因为它很好阐释了江南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比如，关于女要不要戴花的问题。中原文化的一般看法是有钱就戴、没有钱就不要戴，如果一味追求虚荣，则会贻害终身。但李渔的看法与此截然不同，他认为：“富贵之家，如得丽人，则当遍访名花，植于阃内，使之旦夕相亲……寒素之家，如得美妇，屋旁稍有隙地，亦当种树栽花，以备点缀云鬓之用。他事可俭，此事独不可俭。”（《闲情偶寄》卷三）在日常生活中，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有时激烈冲突，但有时也可平和相处，因此就不应该把两者的对立绝对化。

从审美原理上讲，真正使人愉快和自由的审美精神，既要能抵制各种实用主义、实践理的侵蚀，也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排斥实用、追求感解放中走向本能放纵和肉身狂欢。举例而言，前者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游西湖，尽管身处古代江南的“打卡地”，但这位深受儒家礼教精神熏陶的道学家，对西湖美景和美人却“看都不看一眼”。后者则如附庸风雅的盐商，他们尽管可以建园林、蓄俳优，但本质上还是一群暴发户和土包子。真正符合美学和艺术原理的，在古代江南地区应首推苏州。苏州文化很好处理了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矛盾，建构了良的互补关系，既以务实精神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实践理，也最大限度传承发扬了江南文化的审美精神，如在处理“道”和“器”的关系上，不仅超越了儒家，也超越了庄子。儒家和庄学尽管差异较大，但两者把“道”和“器”对立起来的观念则是一致的。苏州文化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苏州可以上演《五人墓碑记》这样的悲壮故事，苏州也能诞生以唐伯虎为代表的风流名士。

苏州文化是一种积淀着历史内容、承载着现实功用的审美形式，既灵动又厚实，既出世又入世，在唯美与实用、艺术和生活之间实现了良好的平衡。与纯粹艺术或美学不同，苏州文化类似于今天的技术美学或工艺美术，本质上是用江南诗文化原理来指导具体的生产实践与日常生活，使物质对象不仅实现它最直接的实用功能，同时也实现它更高的审美价值。这是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化的精髓和灵魂。比如，既尊崇儒学，但也可以放下身段做儒商，而不是只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条路。比如，既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审美趣味，但也不轻视工匠和实际工作。不仅不轻视，还会用很高的精神境界和审美修养去从事“稼穑”和“技艺”。这是形成“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的社会土壤。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化既创造出了直供皇家的精益求精的精品，如这次“下江南”特展与苏州相关的60余件宫廷文物，也创造出了见于《核舟记》记载的日常文玩：“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如果说对“国家大事”他们也可以做到“鞠躬尽瘁，而后已”，但在日常生活上则多半是不愿意花心思和精力的。

在漫长的历史中，江南文化的审美基因和诗经验逐渐积淀为江南人的一种生命天，如同杜甫作诗“语不惊人不休”一样，苏州人对生产生活的追求则发挥到“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或“减一分太短，增一分太长”的境界，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和生活的样本和标准。如王锜《寓圃杂记》卷五记载：“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如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如徐傅《光福志》卷一：“民习土木工作者十之六七，尤多精巧，凡大江以南有大兴作，必藉其人。”最为关键的是，苏州人在做这些事情时，如同春蚕吐丝一样，不是违背自己的内心，而是发自其天。这是苏式生活、苏式工艺可以蔓延不绝的主体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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