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箬篷_箬篷的拼音

江南,乾隆,苏州箬篷_箬篷的拼音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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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士林，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2021年5月至7月，由故宫博物院和苏州吴中博物馆合作举办的“下江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文物展”在吴中博物馆展出。展览精选故宫博物院所藏与乾隆皇帝密切相关的宫廷文物116件（套），其中包括与苏州息息相关的宫廷文物60余件，不仅展现了清代苏州织造的丝染织绣、玉雕、漆器等独特工艺，也承载着乾隆六巡江南的文化记忆。

乾隆行书《仿文徵明前后赤壁赋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六下江南，是被后世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今天仍被人不断言说。乾隆为何屡下江南？在政治经济的原因之外，他对江南自然美景、市井生活和精美艺术的喜爱，也是重要原因，从中可以窥见一代帝王对江南诗文化的向往与追寻。

1784年，农历四月间，乾隆南巡至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杭州，这是他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南巡。大概乾隆本人也意识到今后不会再来了，于是在杭城颁发了著名的《御制南巡记》，对他漫长的帝王生涯作了一个总体评价：“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西师”是指1755至1757年间两次进军伊犁，最终平定了准噶尔叛乱，解除了边陲大患。“南巡”指的就是他一生六下江南，和睦地方势力，抚慰民心，使江南地区成为康乾盛世最强有力的支撑。这两方面，一个是“武功”，一个是“文治”，中国帝王的最高理想，在乾隆这里都基本实现。这是他在杭州踌躇满志地发表《御制南巡记》的深层次原因。

青玉交龙纽“古稀天子之宝”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乾隆是不是每次南巡都到了杭州，至今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每次必至苏州是确定无疑的。尽管曾经辉煌的文治武功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这位传奇帝王并未完全退出江湖。乾隆六下江南不仅是历史，也是一种持续被建构的文化场景。沿着乾隆曾驻足的码头、居停的建筑、题写的碑铭等印记，各种观点、见解、理论、文本等不断被翻新和“再生产”出来，可知乾隆六下江南的历史并没有因为帝王生涯乃至满清王朝的结束而终结。大约240年后，2021年，由苏州吴中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首次合作举办的“下江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文物展”，精选了故宫博物院与乾隆关系密切的宫廷文物116件（套）。这些文物的故地重游，就是对这一宏大历史叙述的“接着讲”。尽管不是君主御驾亲临，也不是沿着大运河一段一段地走，但所谓“睹物思人”，通过缂丝彩云金龙纹男夹朝袍、青玉交龙纽“御书房宝”、乾隆款脱胎朱漆菊瓣式盘等，人们不仅可以重温帝王南巡时的历史场景，还可寻觅姑苏城与紫禁城之间的文化因缘。

明黄色缂丝彩云金龙纹男夹朝袍故宫博物院藏

“只有人，才审美”

在讨论中国士大夫的生命美学原理时，我曾提出“庙堂之外有自由”的命题，认为古代士大夫的自由与否，与他们卷入现实政治的深浅是成反比的。中国士大夫的自由不是在他们红得发紫的官场上，而往往是在他们告老还乡以后，远离了朝廷的争斗与风浪，才有可能过一种与自己的意愿不相违的生活。对于古代帝王而言，这个规律同样存在。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士大夫的出路主要是回归自然、游于艺及逃于禅。江南和江南文化，既有美丽的自然景观，体现着中国古代艺术的美学意境，也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暮鼓晨钟,成为历代帝王在疲于征战和治理、需要休息和获得精神慰藉时的首选。

文徵明《雪景山水轴》。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这一点，可通过比较乾隆与康熙来了解。康熙一生曾六下江南，有人甚至认为乾隆的南巡是在有意效仿祖父。但两人也有差别。如果说，康熙南巡主要是为了治理河务、整顿吏治、了解经济生产情况、寻找发现可用之才等“实用”目的，那么，乾隆南巡尽管也有这些基本诉求，但还包含了更多更丰富的内容，最核心的是一种对江南自然美景、市井生活和精美艺术的欢喜和向往。也就是说，尽管南巡都有政治目的，但乾隆的现实功利至少不那么直接和赤裸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乾隆比康熙更能理解和感受江南的美，乾隆的江南也是一个更加完整、更接近“江南本质”的江南。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由两人对江南在认知和需要上的不同所决定的。

“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这是康熙写给江南官吏的诗句。诗为心声，暴露出康熙心目中的江南的真实存在。正如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康熙重视江南，主要是因为江南地区丰厚的物质财富与人力资源，而不是青山绿水、诗词歌赋、市井烟火等特色和细节。

白玉螭纽“事理通达”“心平气和”“学诗堂”组印故宫博物院藏

我认为，由于功利的目的，康熙的南巡没有触及江南的本质。

这是因为：第一，“财赋”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天府之国”巴蜀同样是帝国的“财赋地”。第二，“文人”也不算是江南地区的特产，中原、豫章等地同样“人杰地灵”。江南之所以备受人们喜爱，表面上看，一是与经济落后的地区相比，江南多了鱼稻丝绸等生活消费品；二是与经济发达、文化滞后的地区相比，江南多出了仓廪充实后的崇文重教氛围。但从本质上看，江南文化真正的“诗眼”在于，它有一种超越了实践理和实用主义、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和艺术超越精神。以墨家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儒家为代表的实践理，是中原文化的精神核心，前者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饭吃”，即“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后者关心的头等大事则是“驱而之善”，即吃饱喝足后的“教化”问题，但对“如何活得更有价值和意义”这个人生根本问题，特别是如何“通过艺术走向自由”和“通过审美获得愉快”这个美学问题，这两家基本上没有接触到。在我国区域文化中，这个问题恰是由江南文化提出，并且是通过江南地区的生产生活实践找到答案的。这也是我们说“江南文化是诗文化”的根源。

在某种意义上，康熙的问题和缺憾，在乾隆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作为帝国最高的统治者，乾隆南巡自然少不了“政治”和“经济”考虑，但与康熙不同，乾隆并没有因此而摒弃了对江南绘画、书法、音律、园林、美食等的喜爱和关注。“观风问俗式旧典，湖光岚色资新探”（《江南意》），这是乾隆下江南时在苏州写下的两句诗。每到江南，他就好像从帝王变成了诗人艺术家。他到处驻足欣赏自然风光，大量题诗、写字，有些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有一种真实情感和灵感出入其中。以苏州为例，如《过宝带桥有咏》：“金阊清晓放舟行，宝带春风波漾轻。孔五十三易疏泄，涨痕犹见与桥平”；如《题文园狮子林十六景·狮子林》：“倪氏狮林存茂苑，传真小筑御湖滨。既成一矣因成二，了是合兮不是分。爱此原看鸥命侣，胜他还有鹿游群。水称武列山雄塞，宜著溪园济以文”；如《唐寅桃花庵图》：“吴中爱看吴人画，况是吴人画最高。世上只期为散木，庵前疑复绽新桃。松风寒处安茶铫，石冻春深试酒槽。七字志怀颇见道，宁云溪壑兴堪陶。”一首咏苏州名桥，一首咏苏州园林，一首咏唐寅的画，都有诗人的兴寄和审美创新，既流淌出他对江南文化的真实喜爱和沉醉，也释放了他在帝王面具下被压抑的感心理和审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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