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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财贵)-王财贵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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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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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少年归来
本报记者蒋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台湾地区的学者王财贵，建立了一套名为“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体系”，在大陆宣扬通过全日制读经来培养圣贤。当时，国学热逐渐兴起，“读经运动”很受欢迎。
今年6月，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学生在东林书院里举行公开讲学、表演话剧《屈原》。 本报记者蒋芳摄
十多年前，“读经运动”进入高潮，国内涌现了近百家读经学堂，大批少年从传统教育体制中跳出来，进入读经学堂求学。然而，读经到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毒害孩子？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争论不休。
十多年过去了，最早一批被贴上“读经少年”标签的孩子们已经成年。他们过得怎么样？《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找到他们，试图用他们的成长定义是非，引发思考。
读经班走出的“码农”少女
“我遇到的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要求服从和听话。等我真正走上社会，发现很多是在灌心灵鸡汤”
“我有躁郁症和强迫症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但这都是家庭造成的，不能甩锅给读经班。”
见到宋金阁，你不会认为这个长相清秀、表达流畅的女孩子“有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她在简单寒暄之后，直接道出了自己的病情，不掩饰、不尴尬。
2008年，宋金阁小学六年级，母亲瞒着父亲把她偷偷送进了当地一家私塾。某个清晨，她拎着书包藏起行李说去上学，过年前再没回过家。喜爱传统文化的母亲认为，宋金阁成绩不好源于品行不端、不服管教，普通学校教的东西都不对，急需正知正见的灌输。
很长一段时间，宋金阁觉得母亲是对的。直到成年之后才发现，她所谓的“不听话”其实是强迫症伴有严重读写困难。
12岁的少女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会很自然地搜寻同类。宋金阁发现，同学们大多家境优越，只有少数是像她一样被送进来管教的。年龄最小的是一个出家师父收养的孤儿，只有5岁。
在这家私塾，每个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背诵与自主学习，主张“内求”，不提问、不解经，背不下来的时候体罚是常见的。“有一次背诵到晚上12点还不行，我被铁戒尺打了50多下。我倒也没有不满，因为大家都要对自己定的读书计划负责任，就像你上班迟到就要扣工资一样。”
在这样的氛围下，读写困难的宋金阁背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背了一半。
私塾往往都涉嫌非法办学，因此，读经的孩子免不了四处求学，辗转多个城市也是常事。宋金阁离开第一家私塾后，先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了江西、河南等地。江西的那所书院在赣州，他们师从一个业内颇有名气的书法大师吴鸿清。学的虽然是书法，但方式上却跟之前上的读经班相似，一样不教技巧思路，不讲解内容，只要求一直不断地描红，在描红的过程中自己参透、悟道。
“我遇到的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要求服从和听话。等我真正走上社会，发现很多是不切实际的，是在灌心灵鸡汤。”长大后的宋金阁认为，自己那几年学的充其量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些甚至是民俗和迷信，真正的国学应当涉及哲学领域，离不开思辨和讨论，是一门需要秉承科学精神钻研的专业。
访谈间，宋金阁两次拿出哮喘喷雾，抱歉地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不好意思，老毛病。”长时间诵经造成的声带受损，三年多躁郁症的药物治疗，她的心肺和肾脏功能受损，精神状况也不太稳定。但从2017年开始学编程，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乐趣”。
如今，宋金阁生活在上海做一个普通的“码农”。“很多人问我，你考文学类专业不是跟玩一样？为什么不找一个挨得上的工作？其实，我的个比较一板一眼，追求事物的逻辑，编程让我很开心，只可惜没有数学和英语基础，发展前景不好。”让她觉得有些讽刺的是，虽然很不喜欢读经班，但回头看自己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工作不怕苦，以及记特别好的优点，似乎又都是读经班的“副产品”。
“对像我这样从读经班出来却又想要有一番作为的人来说，眼前没有路，过往被社会和舆论否定，对内在韧的考验才是最大的。”宋金阁说，可能今后我还是很“菜”，但是我真的拼尽全力在生活。
从文礼书院退学的少年
“我今年20岁了，长大了，经历了这些，读了很多书，人生还是要以自己的理想为中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文礼书院，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竹里乡，以包本背诵三十万字中西文化经典(简称“包本”)为基本招生条件，是读经圈向往的最高学府。
徐子生，来自台湾地区，9岁读经，7年“包本”，16岁进入文礼书院，18岁退学。
几个月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加入了一个控诉读经班的微信群，群里的家长遍布澳大利亚、法国等地，都在谴责读经班曾让自己的孩子受到身心伤害。徐子生的父亲也在其中，他早年从台湾地区到杭州发展，是一位艺术家，也曾参与文礼学院早期的创办。
因为不适应内地的教育模式，徐子生9岁时从杭州的小学办了休学，和姐姐在家一起“包本”。有时他也会跟随父亲去相熟的堂主那里待上一个礼拜，看其他人是怎么学习的。“坦率说那时候确实年龄还小，没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去考虑我当下要什么，未来想怎样，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就稀里糊涂开始读经，并且一度只读经，别的都不学。”
由于是自学，徐子生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包本”。跟他同期进入文礼书院的同学，平均用了三四年，快的只要两年。也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的学习强度和压力令他不堪重负。“每天四点起床，从早学到晚，我的睡眠质量很差，又不想落下功课，后来得了严重的干眼症。”徐子生说。
除了生理上吃的苦，学习上的困惑也不少。大多数读经班都宣扬“先求熟读，不急求懂”，也就是要求孩子们先“包本”三十万字，待进入文礼书院统一解经。但真正进入文礼书院后，徐子生期待中的解经、讨论、辩论和质疑都没有过。
他举例说，说到哲学，王财贵本人极其推崇哲学家牟宗三，鼓励学生们都要读牟宗三的书，并且说只要读他的书就够了；说到跑步，他会说这是很低端的，我们中国人就应该打太极；如果说音乐，则说我们中国人就要弹古琴，吉他什么的其他乐器都很低端……几乎整个学习的过程中，都是一边倒地灌输。
作为“老实大量读经”体系的早期追随者，了解得越多，徐子生跟父亲的质疑越多。沟通无果之后，他决定从文礼书院退学。
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多，一度以为要瞎了的徐子生恢复了健康。回想起自己读经的这段经历，觉得生理的问题或许是个体的，但读经班存在的问题是共的。“读经本身就好比说要读书要学习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永远都不错。但大家普遍认为，现有的读经方式，尤其是‘老实大量读经’非常不利于青少年成长，跟学术研究规律也是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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