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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法的意思是什么)-春秋笔法的意思是什么微言大义
春秋,孔子,今文(春秋笔法的意思是什么)-春秋笔法的意思是什么微言大义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史记.司马相如传》云：“太史公曰：‘《春秋》推非至隐，《易》本隐之以显。’”
《集解》韦昭曰：“推见事至于隐讳，谓若晋义召天子，经言‘狩河阳’之属。……《易》 本隐微妙，出为人事乃显著也。”
《索隐》李奇曰：“隐，犹微也。言其义彰而文微，若隐公见弑，而经不书，讳之”也。虞喜《志林》曰：“
《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明显也。”
西汉扬雄《法言.寡见》云：“说理者，莫辩乎春秋。一字见议谓春秋，一字以褒贬。”
《》云：“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
东晋经学家范宁《春秋谷梁传序》云：“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
《文心雕龙.史传》云：“褒见一字，贵踰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
《征圣》云：“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
又《宗经》云：“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昨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
正如《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所言：“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邪！……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诺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廲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
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 《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一言。……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劝善。”
明杨臣铮《幼学琼林.文事》云：“荣于华衮，乃春秋一字之褒；严于斧钺，乃春秋一字之贬。”或曰“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宋欧阳修组织编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大量运用春秋笔法。钱大昕云：“
《春秋》，褒贬善恶之书也。”清代袁守定在《占毕丛谈》中说 ：“文章之道，遭际兴会，摅发灵，生于临文之顷者也。然须平日餐经馈史，霍然有怀，对景感物，旷然有会，尝有欲吐之言，难遏之意，然后拈题沘笔，忽忽相遭，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昌黎所谓有诸其中是也。舍是虽刓精竭虑，不能首其胸之所本无，犹探珠于渊而渊本无珠，探玉于山而山本无玉，虽竭渊夷山以求之，无益也。”
因此，对于古代的铜器铭文意义解释，尤其是一字（词）多义、隐义隐事等“春秋笔法”，我们不如从汉代主要文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中世（唐代）古人为之作注解、训诂的《集解》、《索隐》、《正义》等文献及类比中，寻找其答案。
04 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自从春秋时代孔子教学以经授徒以后，五经成为后代儒生必读的经典古籍。然而这些经书，最迟从战国时代开始，由于流传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因而传本文字也有所不同；
又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古代文献付之一炬，加上不同时代环境的变迁和各地语言文字的差异，传世的经典文献和后来出土的版本文字资料，难免因形体不同，繁简不一，使得经师和儒生在讲授解释时，各有不同的主张，因而造成经义理解上的歧异，和思想倾向上的对立。
到了西汉时代，经学就有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分。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古文经则是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写成。
虽然同样是先秦儒家留传下来的经典文献，但在经师和儒生心目中，前者大都出自西汉初年宿学名儒的口耳相传，像《今文尚书》《诗经 三家诗》《公羊传》《仪礼》等书，都属于今文经；
后者则是西汉景帝以后孔壁出土或民间呈献的古籍，像《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左传）》《周官（周礼）》《古文孝经》等等，都属于古文经。
今文经学者以为经书讲的是经世济民之学，可由三纲五常推衍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甚至可藉阴阳五行之说来推究政治得失及天人之道。
他们重视的是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者则是把这些经籍视为历史文献，主要做为授徒讲学之用，注重的是文字训诂，首先要求把经文解释清楚。因为重点不同，师承不同，于是逐渐分成两大学派，造成汉代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门户之争。
在汉代今、古文学派长期的对立斗争中，起先壁垒分明，各不相让：在政治上，今文学派配合时务，关心世事，古文学派则主张复古，专心学术，趋于保守；
在思想上，今文学派倡言阴阳五行，以谶纬图书附会政治人事，古文学派则讲究典章制度，论政亦悉依古圣先王；在学术上，今文学派喜就经文以阐发微言大义，古文学派则多按字面以训解经文本义。演变到后来，不论是今文学派或古文学派，学者多株守一经，家有家法，师有师法，陈陈相因，牢不可破矣。起码在西汉末年已是如此。
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于帝王的提倡和公卿的好尚，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今文经学非常昌盛，很多今文学派的学者受到重用，有的立为博士，而古文经学则多止流行于民间。
可是这种风气，到了王莽当政，或者说到了东汉以后，却有所改变。不但兼通数经的学者愈来愈多，而且兼采今、古文经的风气，也逐渐兴盛起来。
理论上，学校里传授的是今文经，社会上通行的是隶书，但实际上，西汉以降，今文经学者鬯（畅）言微言大义的结果，难免假托圣人之言，求之过深，往往凿空而谈，因而流弊丛生。
例如有人解释《尚书》中“尧典”二字或“曰若稽古”四字，可以多达数万字以上，烦言碎辞，令人厌烦。因而到了东汉以后，大约从和帝、章帝到安帝数十年间，经学界起了反动，兴起了新风潮，这也正是许慎学术上从成长到成熟的时期。
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直至东汉末年而未息。兼采今古文经而编纂《说文解字》的许慎，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
End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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