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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直节堂记(南康直节堂记文言文翻译)
苏轼,南康,南昌南康直节堂记(南康直节堂记文言文翻译)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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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字:曹真 学术审校:吴健
行走在南康军至豫章境域内的苏轼,可谓是从政坛高峰跌入人生最谷底,较之当年贬黄州有过之而无不及。
贬黄州,尚有翻身的可能。贬惠州,永不再议,几乎是等。本就是政治上的一大打击,况且从遥远的北方走到蛮瘼、瘴疠之地的岭南,对于年已五十九岁且犯有严重痔疾的苏轼而言,又面临着即将失去官舟(意味着失去相应待遇),无疑是一个更加痛苦的折磨。
显然,这一段行程中的苏轼最为紧张与痛苦。心中不断默念,祈祷天风作美,送自己尚未归还的舟船快快前行,此种心情不可谓不紧张。
痛苦来自哪里?触景生情。南康军与江州本是一域,境内庐山早已来过,也咏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诗句;境内的石钟山也有过探寻,还为之写了《石钟山记》。南康军还是苏轼的老朋友刘道原的家乡,苏轼曾为之写过诗《送刘道原归觐南康》。南康军治的官衙内有一棵硕大的杉树,元丰八年(1085)正月里,弟弟苏辙还为这棵杉树写过文章,赞颂过直节堂内那棵杉使“庐山之民,升堂见杉,怀思其人”(见《南康直节堂记》)。谁想,不过九年光景,当年令自己滋生了诸多美好感觉写了诸多美好诗文的南康军,此时竟成了苏轼狼狈奔窜、身心倍受践踏之地。自己一身豪迈,竟在此地为一枚舟船而写出如此悲戚戚的乞舟之文来。
完全可以想象,从南康军往豫章祷风奔窜的苏轼,没有了当年登庐山的潇洒形态,惟有一腔的忧悲。
说到这,不妨解释一下,北宋官舟何以如此重要。说来有意思,北宋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无非就是马车和舟船。前途漫漫,道路坎坷,苏轼知道若走陆路往岭南,无疑是走向神,而乘官船则有官吏的待遇且可解旅途之劳。
为此,我们不妨参考阅读一下欧阳修写的《于役志》,里面有一些文字正好用来说明北宋官员们的外出情形——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主要有公差、出使、赴任或离职这三类。通过《于役志》及现存宋人赴任或离职旅行日记可知,宋代官员此类公务活动多携带家小,以水路交通为主,亦有水陆相接的行程。舟船是长途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轻便的小舟常用于途中的游览,备用的轿子也常在旅行或游览中运用。官员们旅途中的主要活动有交游、观览、祭祀等。
公务旅行是宋代官员交游酬答、积累阅历、验证知识的重要机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正是宋代士大夫知行风范养成的重要过程。
当然,舟船、轿子也是官员区别于平民的一种身份的象征。即使是明代,也一直延续了宋代的风格。
北归时的苏轼滞虔州二月余,一方面是赣水枯涩,另一方面也一直是候拨官舟。即便五百年后的汤显祖从粤地东赴浙江丽水的路上,在大庾南安府城因章水涸涩滞留数月,也是在候官舟。从大庾至赣州,仅区区三百里,便是骑马也不过一旬,为什么汤显祖偏偏要坐等水涨舟起,无非也是要乘官舟以体现自己的官员身份而已。
当然,宋代官员贬谪或官迁,除涉及到舟船外,还涉及到行装及旅费的筹集等问题。行装在宋代称为行李或行囊或囊橐,苏轼在北归滞虔时《与程德孺运使书》之一有载:“约程四月末间到真州,当遣儿子往宜兴取行李……始就逮时,僮仆鸟散,行囊旁午道中。”(《苏轼文集》卷五十六)《夷坚乙志》卷十二《章惠仲告虎》中有:“及登岸,马犹立不二甲双胍,遂乘以行,告敕皆在身,但囊橐为兵携去。”
行李中的物品以衣服为主,雨伞和药品也是必需品。苏轼与常人稍有不同,他让儿子苏过备了一担行李,里面一筐全是纸和笔墨,另一筐才是衣用物品。旅费在宋代又称为路费、盘缠、盘费、裹足、行费、裹费等。苏轼南谪所带盘缠有限,向弟弟苏辙要来的七千钱全给了大儿子苏迈去做一大家在宜兴的安家费用,自己所带的盘费在惠州白鹤峰筑屋也全用尽了。
南康军过了,前则是南昌,南昌前面还有千里赣江、三百里章江、八十里梅岭,还有苏轼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里程的南雄至韶州的浈水、韶州至广州的北江、广州至惠州的旅途,没有舟船,如何行得?
快到南昌时,苏轼遇上了“夺舟”之事,其所乘官舟被五百官卒一路追赶,被迫归还之。南昌是苏轼乐意经过的地方,这里留下了苏东坡很崇拜的唐代大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今天,南昌城万寿宫西北门仍保留着苏轼当年正书的“昌大南疆”四字。滕王阁的匾额也是苏轼所书。滕王阁第五层是凭栏骋目最佳处,进入厅堂迎面是苏轼手书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
七年后,北归时的苏轼是四月份过豫章的。四月四日,其舣舟到了吴城山下。在豫章,南昌太守叶祖洽很是勉强地接待过苏轼一家。因此,不是太明确苏轼究竟是南谪还是北归时经过南昌为南昌滕王阁留下墨宝的。可惜,南昌方面少有苏轼研究的论著,除了为万寿宫题字及为南昌书写王勃的《滕王阁序》外,苏轼在南昌还有什么经历、故事、诗文、遗址、遗墨、遗韵?今天滕王阁所用的苏轼书的《滕王阁序》,到底是当年原迹还是后来的临摹作品?均待深究。
2017年,《苏轼书法史料集》中全录了清代姚学经《晚香堂苏帖》续刻卷一中的苏轼手书的《滕王阁诗序》拓本。但张伯英《法帖提要·晚香堂苏帖十二卷》云:“至《花蕊词》《滕王阁序》《怪石供》《渊明诗跋》尤属毫无影响,奈何以此为苏书哉!”因此水赉佑个人认为,《晚香堂苏帖》中《滕王阁序》拓本不一定是苏轼当年的手书本。
注:本书2021年8月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分会副会长,江西省地域文化研究会专家顾问,赣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顾问,赣南师大文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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